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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民社党的分裂 　　民社党的前身是中国国家社会党。该党是九?一八事变后，张君劢、张东荪、罗文干、胡石青、汤芗铭等人在北平秘密发起成立的。一九四六年八月，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合并组成新党，取名中国民主社会党。由张君劢任主席，伍宪子任副主席。熟悉民国史的人都会想到，那正是政治协商会议后，国共和谈的关键时期。两党这时宣布合并，由小党变成大党，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党纲，显然是希望今后在“合作建国”中占据一席之地，争取更大的发言权。 　　不料民社党刚成立一年就走上了分裂道路。不仅民主宪政党退出民社党，恢复其原名，而原国家社会党“革新派”也宣布不承认“张君劢领导之民社党”，也从民社党中分裂出来，挂起了自己的招牌。而且制造分裂的各方都理直气壮，将责任推给张君劢，称张君劢身为党主席“一意孤行”。他们“忍无可忍”，只能“一致起来行动，打倒反民主的人”（见《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不过真相是否如此，长期以来一直缺乏讨论，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参加“国大”之后 　　从现有的资料看，民社党内部纠纷，起因于参加“国大”问题。张君劢本来与共产党达成默契，反对国民党违背政协会议精神，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在国共和谈破裂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再次发表声明，重申民社党“为国家前途计，拒绝参加非属全国性的国民大会”。不料第二天，就接受蒋介石之邀“命驾来京”，同意民社党出席“制宪国民大会”，“以赞大法之完成”。所以，消息传出有人很不谅解，张东荪、梁秋水曾“自北平飞至上海，反对参加制宪国大”（蒋匀田《中国近代史的转捩点》，香港友联出版社）。张东荪启程前还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民社党交出名单之日，即我事实上脱离民社党之时”。据说，后来经过石志泉等人斡旋，“双方为了顾全友谊及大局”，才没有“公开决裂”。 　　但是从后来的情况看，双方这次“顾全大局”，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给以后留下更大的困难。因为“制宪”之后还要“行宪”，在“行宪”之前，首先要改组政府。民社党参加“国大”，俨然已落入国民党的圈套，今后是否还要在“行宪”的路上与国民党继续合作下去，参加改组后的政府，这对民社党是更大的考验。 　　具体地说，民社党在决定出席国民大会时，多数人是反对参加政府的，“屡次表示制宪是一件事，参加政府改组是另一件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参加国大制宪，不就是参加政府改组”。伍宪子由香港来南京后，更明确表态：“参加国大与参加政府是截然两件事，本党固未曾考虑到参加政府，我本人更不愿闻官味。”他为了“明志息谣”，还赋了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未信回天需李泌，应知卧雪有袁安”，告诉大家：“我岂为做官来乎？”（《我到京沪后之观感》）然而国民大会闭幕后，随着政府改组的临近，党内意见又发生变化，党内纠纷也应时而起。 　　依照张君劢的意见，他还是反对参加政府的。认为民社党既已多次表明态度，便应该坚持原议，取信于社会。更重要的是，政协会议所商定的“联合政府”本来包括共产党在内，现在“共产党退出了”，民社党、青年党两党加入政府后，势必要面对“多数党压迫少数党”的处境，接受国民党“维持一党专政”。民社党向以“争民主”为号召，又将何以自处？何况“只要中共未参加政府，这个政府的寿命就不会太长，内阁随时可能改组”。他希望政府改组之前，国共两党能重启和谈。如果和谈不能达成，民社党宁愿不参加政府，“仍然居于反对党的地位”（张君劢《中国第三势力》，张君劢学会印）。所以一月十三日，民社党发言人在就时局发表声明时，便基本上遵照他的意见，主张解决时局问题应当遵循三个步骤：首先恢复和谈，其次改革政治，然后改组政府。 　　但是他的意见在中常会上遭到了强烈反对。原来主张“制宪是一件事，参加政府是另一件事，两者不可混为一谈的”，现在已经改头换面，将两件事混为一谈。他们认为国共和谈“主要是国共两党之事”，“民社党乃独立政党，自有党纲及主张”，“既已参加制宪，则依照宪法参加政府，实属义不容辞”。当然，民社党作为一个“有理想的政党”，参加政府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全面参加政府”，“即要求在政府中有适当数量的阁员，以便在其中掌握实权”。其中倡导最力的是伍宪子。他认为，在参加政府问题上，国民党既有求于民社党，民社党便应坚持与政府谈判，要求国民党接受由张君劢出长行政院，而他自己则愿“主持省政，以建设示范国人”（李微尘《致伍宪子书》）。 　　在这种情况下，张君劢只好作出让步，同意民社党参加“四机构”，即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参政会和宪法实施促进会。但是他所作的让步，不要说民社党内的反对派不同意，首先国民党就不接受。因为民社党若是只参加“四机构”，不参加国民政府和行政院，在外界看来，改组后的政府就还是国民党政府，而不是“联合政府”，国民党还是没有“结束党治，实行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