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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初期日本民间掳日劳工遗骨送还运动 　　摘 要：战后初期，日本民间14个团体组成的中国战俘殉难者追悼执行委员会为督促日本政府尽快解决掳日劳工遗骨送还问题，积极开展劳工遗骨调查、追悼活动，并与政府进行交涉，促成了一批劳工遗骨的归国。日本政府相对于民间团体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则呈现出“不承认”“不作为”“与政府无关”的敷衍态度。日本民间和平团体开展的掳日劳工遗骨送还运动推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正是因为战后初期特殊的国际局势与中日关系，致使掳日劳工遗骨归还问题逐步演变为战争遗留问题。 　　关键词：掳日劳工；中国战俘殉难者追悼执行委员会；遗骨送还；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K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6）03-0028-12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603004 　　战后初期，大批强掳劳工的遗骨散落在日本，但是由于日本政府有意隐藏强掳及奴役劳工的事实，遇难劳工遗骨送还问题鲜为人知。1953年2月17日，日本民间14个团体（日中友好协会、东京华侨总会、日本红十字会、工会以及日本佛教各宗派团体等）组成了中国战俘殉难者追悼执行委员会[1]410。委员长大谷茔润、事务局长菅原惠庆、事务局次长赤津益造对被迫从事强制劳动而死亡的劳工（包括俘虏）遇难者，开展了实地调查、挖掘收集遗骨、举行追悼会等活动。该委员会在1953年3月12日向日本众参两院提出了《送还劳工遗骨决议案》的请愿书，要求外务省给予协助。[2]369 由此兴起了掳日劳工遗骨送还运动，促成了一批劳工遗骨的归国。 　　一、日本民间送还掳日劳工遗骨请愿运动的开展 　　1953年4月1日，中国战俘殉难者追悼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为“追悼执行委员会”）为悼念从花冈矿山、小坂矿山、岐阜县等收集到的551具劳工遗骨，在东京浅草本愿寺举行了中国战俘殉难者追悼大法会。 　　4月21日，追悼执行委员会拜访了外务省亚洲局第五课，正式提出要求：（1）使用华侨归国船只送回劳工遗骨；（2）给送还劳工遗骨护送团成员（15名至20名）发放签证。但外务省回答说，遗骨送还问题有别于华侨归国问题，与外务省无关。 　　对此，追悼执行委员会代表指出：送回劳工遗骨问题属于战后处理的问题，不能说与外务省无关，并提出抗议，但是事情未取得进展。[3]272 　　1953年6月， 为早日实现送还劳工遗骨，追悼执行委员会向外务省递交了《关于送还中国人殉难者遗骨的请愿书》，提出三项要求：（1）用送还在 　　日华侨的船只兴安丸送还劳工遗骨；（2）给送还遗骨护送团成员发放护照（对在日华侨护送团成员，给予日本出入境许可）；（3）送还遗骨经费由日本政府承担。但是，外务省却回答：“以日本红十字会名义斟酌决定送还劳工遗骨事宜，此事与政府无关。”面对日本政府的推诿态度，兼任国会议员的大谷茔润会长等人坚持不懈地与日本政府继续交涉。 　　6月12日，外务省虽然认可了由即将归国的在日华侨将劳工遗骨带回中国，但却没有向遗骨护送团的成员发放护照，也没有向他们的遗骨送还活动提供任何援助。追悼执行委员会与政府以及日本红十字会的交涉仍在继续。在这期间，对问题迟迟没有进展而焦急万分的华侨们集聚夏目寺，并演变为宣称要抬着劳工遗骨去外务省静坐的紧张局势。之后，大谷茔润与相关内阁成员交涉，于19日，得到了以下认可：（1）劳工遗骨由15名护送团成员搭乘日本红十字会末班船送还；（2）到那时，所有劳工遗骨要收集在一起；（3）送还费用由政府负担。[4] 　　但是，之后又发生了在日华侨提出与劳工遗骨一同归国的要求，事态再次回到了原点。社会舆论对日本政府的束手无策表示谴责，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不断收到在华日本人的抗议书和电报，形成了呼吁让劳工遗骨和华侨一起回国的舆论压力。第四次华侨遣送船高砂丸原本预定于6月20日出航，计划搭乘高砂丸的劳工遗骨护送团成员提出：直到劳工遗骨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绝不登船。在国内社会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决定派遣在大岛航线上行驶的黑潮丸作为送还劳工遗骨的船只。6月22日，冈崎胜男外务大臣代表政府向和平三团体及追悼执行委员会表态，“送还劳工遗骨应当使用红十字会的船只，请尽快做准备吧”，于是劳工遗骨护送团带着劳工遗骨坐上了去舞鹤方向的火车。23日，到达舞鹤的劳工遗骨护送团受到了舞鹤市民的列队欢迎，举办了大型法事。劳工遗骨护送团和之后到来的追悼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一起与日本政府及日本红十字会方面继续进行交涉。 　　外务省在认可华侨归国与劳工遗骨送还的同时，唯独不接受日方护送团的乘船要求。追悼执行委员会提出，由护送团进行劳工遗骨送还工作是一种国民的礼节，并且归国华侨也希望如此。25日，追悼执行委员会总会决定：除了日本红十字会代表之外，委托和平三团体所提名的僧侣为送还劳工遗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