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户外活动空间的典范_阿姆斯特丹及PIP原则_从个别案例到规划政策.pdfVIP

17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12.11 建筑学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到 21 世纪初始的 60 多年里，得益于阿姆斯特丹当地政府优越的民主制度，市民可以方便、快捷地向政府传达民意，这也促使了阿姆斯特丹的公共事务开始由政府决策向公众参与决策转变。阿姆斯特丹户外活动空间的设计与发展则是草根阶层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的典范。1929-1947 年，阿姆斯特丹的户外活动空间在数量上一直稳定在 29 个。1947 年，阿姆斯特丹的新公共事务部主管康乃利斯·范伊斯特伦 (Cornelius van Eesteren) 上任，提出了城市户外活动空间的增建计划，其中包括一系列的公共配套设施，例如公共电话亭、户外市场和公共厕所 [1]。从 1947年起，阿姆斯特丹每年新建的户外活动场超过 50 处，逐渐覆盖了从旧城中心到城市西部新区：斯洛特迪克 (Sloterdijk)、斯洛特米尔 (Slotermeer) 和古兹维尔德 (Geuzeveld) 的全部区域；截止 1968 年，阿姆斯特丹全城的户外活动空间总数超过 1000 处—一个令世界其他城市惊叹的数字 ( 图 1、2)。 1 战后重建阿姆斯特丹的户外活动空间建设具有 4大特点：1) 其自下而上、公众参与的规划决策过程。在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档案中还保留有190多封市民来信，呼吁政府新建城市户外活动场，这些档案上还留存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的批注印迹。这些档案是阿姆斯特丹市民参政议政的缩影，更反映了政府和市民同心协力为城市发展所做的大量细致工作 1) ；2) 新建的户外活动空间不仅没有破坏现有的城市肌理，反而修补了由城市更新所造成的城市肌理的断裂；3) 这些户外活动空间呈多中心式网络分布，环绕各个城市居住区构成了微型的城市聚落；4)虽然项目一般起始于市民或社会团体自发性的提议，但这些提议在政府公共部门的主导下可以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应的规划政策，从而保证规划及建设项目能够切实反映公众意愿。这种强调公众参与 (participatory)、空间嵌入 (interstitial)和多中心网络 (polycentered) 的发展原则简称为 PIP 原则。阿姆斯特丹的户外空间建设不仅仅是城市空间设计层面的革命性突破，更是对塑造新型城市空间的一次政策性尝试。 2 阿尔多·凡·艾克 (Aldo van Eyck)阿姆斯特丹的户外活动空间与荷兰现代主义建筑大师阿尔多·凡·艾克有着紧密的联系。阿尔多·凡·艾克在设计中对于儿童的特别关注广为人知，几乎体现在他参与的所有项目中。事实上，阿尔多·凡·艾克最初的设计项目：城市户外活动场、纳吉尔 (Nagele) 的一所学校和阿姆斯特丹孤儿院都是以儿童为主题的。阿尔多·凡·艾克本人也热衷于在拍摄其建筑作品时反映儿童与建筑的互动，例如摄影师维奥莉特·科尼利厄斯(Violette Cornelius)为阿姆斯特丹孤儿院拍摄的著名照片。即使是松斯贝克 (Soonsbeck) 画廊，一家受众以成 户外活动空间的典范—阿姆斯特丹及 PIP 原则：从个别案例到规划政策 摘要/ 分布于阿姆斯特丹的 1000 余处户外活动场让这座城市变得与众不同。这些呈多中心式分布、与城市肌理融为一体的户外活动场是二战以后阿姆斯特丹政府与市民协同合作共建城市的写照。分别介绍了阿尔多·凡·艾克 (Aldo van Eyck)、康乃利斯·范伊斯特伦 (Cornelius van Eesteren) 和雅各布·穆德(Jacoba Mulder) 在阿姆斯特丹户外活动场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作者依据阿姆斯特丹户外活动场发展的过程，归纳并提出了名为“PIP”的城市规划原则，强调规划制订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关键词 / 户外活动场 公共空间 阿尔多·凡·艾克 PIP 原则 ABSTRACT/ The almost one thousand Amsterdam Playgrounds inserted in an interstitial way, through a participatory process with the citizens of the city after WW2 form a distributed, polycentric public space that made Amsterdam a unique city. The article, written by Prof Liane Lefaivre, who is the first scholar to have uncovered the uninventorised archival material related to the playgrounds and author of th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