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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善论看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有一种现象：只要一提到孟子，就讲孟子的性善论，并且只就性善论而讲性善论，加之后来《三字经》中，有“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由此而将性善论与孟子等同起来，似乎孟子思想的主体就是讲性善。很多教科书，讲到孟子，也直接从性善论讲起。其实，性善论只是孟子思想的一个方面，必须将性善论与孟子思想的整体联系起来，才可以明白性善论意义，才可以明白孟子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一、孟子性善论的提出 　　讲孟子就必须先讲孔子。孟子性善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这得从孔子说起。孔子是春秋时代人，当时的基本社会现实是礼崩乐坏，各家各派都在寻求整治社会的良方。老子提出无为而治，墨子提出非攻兼爱，孔子则提出仁义之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如果有人能够重用我的话，我要做的就是恢复东周的礼仪法度。恢复社会秩序，可以有两条道路可循，一是自上而下，一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在当时没有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分裂，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因此，孔子只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在孔子看来，礼仪法度根植于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彼此亲善的关系。“复礼”是孔子思想的出发点，而礼的具体落实，则要依靠仁，由此，仁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希望通过仁义之道，通过每个人从自己做起，从爱他人、关心他人，从人格的自我完善做起，来恢复社会秩序。这是孔子思想的主要方面，也是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孔子通过仁义之道要达到两个目的，从社会层面讲，是恢复社会秩序；从个人层面讲，是使我们的精神得到一种安顿。作为儒学开创者，孔子思想的这种开创性意义，是后代所无法企及的。 　　儒家的仁义之道是由孔子确立的，一百多年之后，历经五代而到了孟子。在孔子的时代，孔子对于恢复社会秩序还抱有信心。而到了孟子时代，单纯的理论说教已经很难了。在孟子时代，各国之间的战争连年不断。你不去侵占别人，也会受到别人的侵犯。怎么办？孟子说：“仁者无敌”。这是对国君说的，不是对平民百姓说的。孔子的思想是仁学，是爱人，爱一切人。孟子把孔子的仁学发展为仁政，国君要爱护他的人民。仁政的核心是爱民。所谓“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得民者得天下，失民者失天下。由仁学到仁政，由爱人到爱民，这就是由孔子到孟子的思想转变。仁政学说，是孟子思想的主要方面，是孟子之所以为孟子的根本所在。 　　孟子关于性善的理论，是与他的仁政论紧密相联的。孟子性善论的提出，恰恰是为了解决仁政论的问题，就是要为仁政论确立一个可靠的基础。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什么叫不忍？就是当他人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不能做到无动于衷。仁政，其实即是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政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不忍人之心。人都有不忍人之心，说明人的本性是善的。对于孟子而言，没有性善作为基础的话，不忍人之政是无法实现的，这是一个理论前提，是必须的。不忍人之心是善心，是善性；不忍人之政就是善政，是仁政。善心、善性是善政、仁政的基础。如此，性善论与仁政论就这样密切地联系起来。 　　在孟子，不是先有了性善论，由性善论而自然、合理地导出仁政论，而是先有仁政论，然后才有这一理论得以成立的基础与前提。孟子的仁政论是由孔子的仁学发展而来的，是对孔子仁学理论的发挥，也是对于时代问题的解答。孟子并不是一个从概念出发构筑理论的理论家，而是一个从现实出发、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思考的思想家。仁政论是孟子思想的主体，性善论是从属于仁政论的。 　　二、孟子关于性善的论证 　　“性”，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个概念，西方哲学不讲“性”。在《孟子?告子上》中，告子说：“生之谓性”。《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庄子说：“性者，生之质也。”（《庄子?庚桑楚》）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这些说法，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水有水的性，火有火的性，猫有猫的性，狗有狗的性，人当然也有人的性。性是与生俱有的，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在孟子看来，对于人而言，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人性。孟子以为，口之于味、目之于色之类，虽然也是人所常有的，但它只是人的自然属性，并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不是人的品性。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之类，才是人所独有的，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才是人性。 　　这种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情况如何呢？孟子认为从根本上来讲、从本质上来讲，是善的。何以知其为善？孟子认为性是抽象的，这种抽象的性必然会落实在人心上，而人心则从具体之事上可以见出。所以，孟子讲性，是由心以见性，由事以观心。通过具体的事来观察人的心，进而由人的心来考察人的性。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