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往事：“海格路血案”.docVIP

上海往事：“海格路血案” 　　这桩谋杀案不再只是一起看似普通的刑事案，而有可能成为棘手的政治事件。 　　早起的工人们踏着厚一尺有余的积雪出门上班。此时四处弥漫的大雪却丝毫没有停歇的样子，反而愈下愈密，如“瓣瓣梅花，团团柳絮，随风飘舞”。 　　行至华界与法租界交接处的海格路杨家库附近，隐约间似乎能瞧见积雪中躺着一个人，想必已经冻死。 　　遭遇了数十年来罕见的奇寒，阴冷雨雪在后半夜渐渐变成了鹅毛大雪。那一晚，若有乞丐、流浪者不幸冻死在上海街头，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次日，《申报》便报道前一晚有乞丐死在浦东烂泥渡的香烟厂外，所谓“取暖无术，终于冻死”。 　　不过，海格路上那具尸体周遭的雪地已经被染成了猩红色，无疑在宣告这不是“意料之中”的冻亡事故，而是一桩冷血的谋杀。 　　惊骇的行人，慌乱中急忙报警。 　　这是1931年2月14日上海的清晨。 　　警察的哥哥死在自己辖区里 　　接到报案后，上海市公安局六区二所的警察随即赶到了案发地。根据初步勘验与调查，警方确认了一些基本信息。 　　死者：崔秉钧（绰号“崔老七”），37岁。 　　死因：头部遭利器砍击，现场未发现凶器。 　　死亡时间：14日凌晨2点左右。 　　死亡地点：海格路金生记成衣店门前，与死者在海格路48号的住处仅有咫尺之遥。 　　目击证人：无，发现尸体者是早晨路过的行人。 　　六区二所的警察们在确认完死者身份后，惊讶地发现，死者崔秉钧的弟弟正是本所三等警士崔贞。换句话说，死者正是在自己弟弟警察局的辖区内被人用类似斧子之类的凶器活活砍死。 　　得知兄长横死街头，弟弟崔贞悲从中来，发誓要捉拿凶手报仇。所长刘云舫得知此案后，同样义愤填膺地表示，一定要将犯人绳之以法，并立刻下令调集该所警力四处调查并逮捕有嫌疑之歹徒。 　　这位刘所长之所以如此重视该案，除因死者乃警员家属外，也担心沪上各大报纸会跟踪报道这桩“雪夜血案”。 上世纪30年代工部局警察（左）。当年上海的“便衣警察”（右） 　　果不其然，《申报》等媒体在案发后次日便以“本埠新闻”惟妙惟肖地予以披露。若大众舆论因此对本案有了兴趣，那么这桩谋杀案便不再只是一桩看似普通的刑事案，而有可能成为棘手的政治事件。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跟案发地点有关。 　　城市管理的“华洋之争” 　　海格路便是今日的华山路，南起贝当路（今衡山路），北至愚园路。而“海格”之名，则是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海格。 　　这条道路最初是在1862年由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筑路而成。所谓“越界筑路”，是指租界当局超出租界范围在华界修筑道路，并借此夺取新区域管辖权的行为。而如此行动的理由，多是借口中国地方政府无能力管辖市政与维持秩序。也就是说，这桩看似“普通”的谋杀案背后，牵扯到老上海城市管理、城市规划的“华洋之争”。 　　20世纪20年代后，上海租界内外刑事犯罪率皆有上升之趋势，且多以华洋交接处的拦路抢劫为主。 　　沪上知名报人包天笑就有过遭劫的经历。当时，他作为《晶报》主笔，每晚必须看完报纸大样才能从租界报馆下班回家，大多已是后半夜两三点钟的光景。有一晚深夜两点，包天笑坐黄包车回家，忽然有两名悍匪从小路窜出。他们先持枪抵住车夫，再命包天笑举手下车，低吼一声“识相点”，随即便不由分说地开始剥他身上的皮大衣，衣服口袋中的财物自然也一并掠去。 　　那时候，上海有俗语称此为“剥猪猡”“做世界”。几年间，包天笑曾有过三四次被“剥猪猡”的惨痛经历。 　　于是乎，早在北伐之前，倾向国民革命、民族主义的报刊就曾批评租界当局，“十里洋场，变成匪窟。这帮妄想共管中国的野心家，连自己治下秩序，都没法维持了，还配开口评价他人吗？” 　　此后，上海特别市公安局与租界巡捕房爆发过多次冲突，公安局甚至开始逮捕那些为租界“越界筑路”服务的公用事业公司职员。有鉴于此，公共租界工部局不得不暂时停止了所有“越界筑路”的工作，并逐步放弃租界外的道路管理权。 　　关乎华界当局的颜面 　　1930年时，华界警察已经逐步掌握了各越界马路的重要路口，并设立类似派出所的机构，海格路便是其中之一。这条马路是公共租界向北的“延伸段”，同时又是法租界的西面边界。对上海市政府尤其是公安局来说，此路乃是华界警察系统面对租界展示华人行政管理效能的“橱窗”。因此，如何有效管理、维护治安，自然是一项特别重要的政治任务。 　　不过，让上海警政当局感到尴尬的，是自1929年后全市抢劫、伤害及凶杀类严重刑事案件均呈增长态势，如1931年市公安局审理的凶杀案约75起，同比增加50%之多。 1931年警容逐渐“光鲜”起来的上海警察 　　就在“海格路血案”一个月之前，上海公安局局长袁良还信誓旦旦向沪上新闻界表示：“华界持械犯罪率仅为租界的8%～9%，租界巡捕在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