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有用的人”.docVIP

“做一个有用的人” 　　我的母亲陈君起烈士，被国民党杀害五十六年了。至今，母亲的音容笑貌，还常常浮现在我眼前；她对党的无限忠诚、英勇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精神，尤其她对我的严格要求、谆谆教导，还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 　　母亲是上海市嘉定县南翔镇人。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约在一九○四年逃往上海，进入务本女子学校读书。毕业后来南京教书，约在一九○八年同我父亲结婚。由于不堪封建大家庭的压迫，于一九一三年与之决裂，带着我们姐弟三人，搬出去独立生活。父亲由于思想守旧，大不为然，后来，他前往北京开业行医，就此同母亲分道扬镳了。 　　离开大家庭后，我们依靠母亲教书，和她在工作时积蓄的钱维持生活。逐渐，母亲存的钱花光了。单靠她教书那点微薄的收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是不够的，父亲偶尔寄点钱来也有限，我们的生活日趋困难。为了维持全家生活，她白天教书，晚上替人织毛巾，终日忙碌。 　　由于挣脱了封建桎梏，虽然生活上遇到困难，但精神是愉快的。母亲昼夜操劳，她的身体逐渐垮了，不能教书了。这时，我上学也时读时辍，有钱的时候，我上半年学，没有钱的时候，就呆在家里。无力上学时，母亲就拖着病弱的身体，用她教书备课用的教材，教我读书、识字、学算术。 　　听母亲说，她在务本女子学校读书时，一位地理教员对她的影响很大。通过地理课，她受到了爱国主义、革命启蒙教育。母亲热爱地理课，她的地理知识非常丰富。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教我地理，并教我唱爱国歌曲《扬子江》，我记得，歌词的第一句是：“长、长、长，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我七八岁时就知道黄河、长江各从哪里发源，中国有几大河流、几大山脉。后来，在科学的道路上，我之所以选择地质专业，是与母亲对我进行地理知识、爱国主义教育分不开的。 　　（二） 　　回忆过去，我现在虽然已白发斑斑，但仍经常怀念母亲对我的教育，也是党对我的教育。母亲只我一个儿子，但从不娇惯我。她兼有“父亲般的严肃，母亲般的慈爱”。她对我不仅功课上要求严格，而且在行为上，不准我说假话，不准到处乱说，不准与调皮捣蛋的孩子在一起干坏事，不准说下流话，不准有不好的习气。 　　我小的时候非常淘气。有一次，由于我不听话，做了件错事，她打了我，我不服。她气极了，就把我捆在一个大方桌的桌腿上，直到我认错，她才松绳放了我。我觉得很委屈，哭得很厉害，这时，她又把我抱在怀里，对我说：“今天我为什么打你呢？我也不愿意打你，但是你太不听话了，做了错事还不认错，能这样么？我这样做是叫你印象深，脑筋记得住。假使我现在随你的便，你做错了事不管你，你想怎样我就答应怎样，这不是为了你好，而是害了你。”这一席话，我当时还不太理解，长大之后，才理解它的意义。妈妈的话语重心长，使我一生难忘。假使妈妈当时惯纵我，那我可能这一生都是散漫、放纵不羁的。 　　母亲常常对我说：你要珍惜时间，好好学习！“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要抓紧时间学习啊！她规定我们一条原则，要“当日事当日毕”。每天晚上八点以前，必须读书、做作业。那时，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苦差事，别的孩子在玩，我玩不成。每日晚饭以后，在一盏煤油灯下，她陪着三个儿女读书、做功课。我家订有一份《申报》，这份报纸，家里再困难，母亲也订。我们做功课，她看报纸，这是她多年的习惯。如果到了八点钟我还做不完功课，想拖到第二天再做，她就说：“今天的功课，今天一定要做完，不能拖到明天。明天，老师又会教新的功课。不能对老师欠账，如果你对老师欠账的话，就永远也学不好。凡是老师留的作业，都是当天能做完的。”有时，八点钟以前我们做完了功课，她就陪我们说说话，讲讲报纸上的新闻。所以我小时候也能知道一些时事，新闻知识面比较广。 　　一九二二年，我考入东南大学附小高小班读书。母亲经常到学校访问老师，了解我的表现。她当过教员，懂得家长与学校配合起来教育孩子的重要性。 　　由于她常到学校访问，这就使她有机会结识了许多老师，同时，也有机会与东南大学的进步学生接近。我经常看到她和老师谈话，有时同我不认识的人谈话。 　　约在一九二四年初，她同两位女大学生常到北极阁下竹林里的学生宿舍去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男学生。他们开会时不要我进去，我就在林子里玩。以后，根据客观上的需要，她告诉我，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母亲对我说：以后有些同志要来我家开会，并对我约法三章：（1）我家来往的人，他们的活动，不准对外乱说；（2）我们在屋里开会时，你在堂屋里看书、写写字，有生人来了叫一声；（3）同志们有什么事叫你办，比如送信等，你就要认真地送，千万不能丢失，不能给任何人看，送完立刻回来。她还不断地对我进行组织纪律和保密教育。 　　这时，党的活动中心已转移到我家来了。自此，我的家成了党的机关――居安里二十号，这在当时是一个较偏僻而离学校又近的一个地点。孙中山逝世之前，经常来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