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村并居小城镇建设中的文化冲突与创新.doc

拆村并居小城镇建设中的文化冲突与创新 20世纪90年代，在生产力才得以释放的基础上，新一轮的拆村并居，请农民“上楼”的行动又一次使中国迎来了一场“造城运动”。一时间，小城镇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突起，其建设和发展也形成了“百舫争流”之势。小城镇建设潮的不断涌现，不仅缩短了与中心城市的空间距离，也加速了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碰撞。 “一般而言，农村的城镇化往往包含着两个进程：第一个进程是农村地域空间的城市化；第二个进程是农民的心理、社会文化的市民化。两个进程常常不是并行的，后者是一个地域城镇化发展中更为深刻、更为艰难的进程。”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潘守永说，所以农村的城镇化仅仅是社会转型的第一步，或者说是基础条件，而更复杂的应该是农民的??民化，这一过程将会经历“文化冲突”的阵痛。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最大的发展潜力也在城镇化。小城镇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龙头，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发展小城镇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居住城镇的人口接近6.66亿人，城镇化率达到49.68％，全国已有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城镇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现在全球人口超过1亿的只有11个国家，而1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13个百分点，城镇人口足足增加了1.7亿人。 “过去10年，我国城镇化推进速度比较快或者是最快的时期之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潘守永说，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确实能有效拉动市场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但这些都是城镇化道路上的表象，而真正的“城镇化”应该是农民是否真正意义的“转变”成为市民?即城镇化进程中的第二个进程，农民是否市民化? “文化差异”下的观念转变 小城镇大都处于原来的城乡结合部，长期以来保留着农村的“烙印”，有着明显的传统文化优势和资源。那么这些农村文化在城镇化的道路上势必会和城市文化，甚至“世界文化”发生碰撞。 “这多种文化碰撞的最终结果无怪乎是：或相互吸收、或融化创新、或替代对方，随之也会产生新的文化模式或类型。”潘守永说，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城镇化不仅仅是“人口城镇化”，更是“人的城镇化”。新市民群体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方面完全适应城镇文化，从而从城镇“边缘人”真正转换为市民还需要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农村文化与城镇文化的相互融化、吸收的结果。 人口快速城镇化最终结果就是众多的农民成为新市民，他们有些经历过了“文化冲突”的阵痛，实现了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换。“但其中大部分人难以真正融入城镇，仍然生活在城镇中的农村社区，原有的生活状态并没有改变，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各方面表现出种种不适应。”潘守永认为，这种不适应归根结底源于以农村和农民为载体的农村文化与以城市和市民为载体的城镇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物质文化差异 城镇作为现在的居住环境变成了。清一色的钢筋混凝、而且规模宏大；交通体系在不断健全，与外界的通达度高；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居民生活开始便利；商业活动开始频繁，市场发育也得到了完善；服饰和饮食文化也表现出了现代和多元的特征。而农村作为过去的居住环境，建筑多为独门院落，房屋低矮，村落布局相对凌乱；交通不便，与外界通达度低，基础设施相对简陋，农民生活也极不方便，农业生产为主体，市场发育较差；服饰和饮食文化相对传统单一。 潘守永说，从居住环境上的转变来看，人民的生活的确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城镇化之路的这一点是值得肯定、赞赏的。 制度文化差异 多年来，国家经济体制高度向城市倾斜，法律制度、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在城市主义实施。城镇居民的社会结构是由职业、职务、职称、文化水平等因素决定的，社会行为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公共道德约束。而农村资金相对缺乏，随着气候的变化人和地的矛盾变得逐渐增大；各种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健全，社会结构多呈家族式，有既定的家族关系系、邻里关系，宗教和其他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制度对其行为有较大的影响。 “一定程度上，城镇文化就是对社会制度和次序的再造。”潘守永如是说，当然这个过程很早就开始了。 行为文化差异 城市重人为，尚人力，表现出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与征服，讲求效率，尤为重视科技的力量，而立足于农业生产的传统乡村，守四时之变，信万物有律，深得“天人和谐”的传统之精义，顺天应物，勤俭克己，安心守分，然而办事效率不高，缺乏时间观念，忽视技术技能。城市人多数善抓机遇，不怕冒险，讲究实惠实利，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人际关系复杂。而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