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的身份焦虑.docVIP

PAGE  PAGE 4 《候鸟》的身份焦虑 　　《候鸟》问世于1983年,是澳大利亚当代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1950-)的首部小说。作品采用复线穿叉叙事手法讲述了不同时代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两个中国人身上的故事。故事一的主人公罗云山于1856年从广东偷渡去澳洲淘金。在澳洲的罗云山和许许多多的其他华人受到了当地白人的歧视和种族迫害。几年的努力无果,罗云山只好返回故里。故事二的主人公西默斯?欧阳是一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华人后裔。西默斯是一个孤儿,从小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只知道自己的肤色、发色、眼睛的颜色和面部特征与白人小孩不同,为此经常受到嘲弄和欺侮。虽然有白人养父母的收养,局面也没有什么改变。长大后的西默斯也仍然处处被“另眼相待”,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在生活中不断遭受歧视和非难。 　　 　　罗云山作为一个华人远渡重洋来到澳洲,其身份随着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移位而必然发生改变。19世纪中期的澳洲在白人近百年的开拓后已经建立了白人的文化场,华人带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生活习俗来到这里,并且从事的是开挖土地淘金致富的行当。“他们不分昼夜地挥汗挖土,把大量的黄金运回中国”,被澳人视为“入侵者”和“他者”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罗云山们并没有这种认识,从一己的观念出发,他们只看到了自己的“诚实劳动”和遭受的“无情的不合理的待遇”。因而华人和白人互相把对方视为敌对的“他者”,两者之间的矛盾因此变得不可调和。后来罗云山虽然努力改变自我以求融入白人的社会,但是始终遭到拒绝和排斥,最后只能选择回国。罗云山在这个过程中,身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他由一个有着明确身份的“自我”变成一个受到敌视和排斥的“他者”,再由“他者”回到“自我”。这个过程类似候鸟的迁移过程。候鸟是随季节不同作定时迁徙而变更栖居地区的鸟类。再说西默斯。应该说自打出生那一刻起,西默斯就是一个没有明确“自我”的人。而他周遭的世界于他却是一个明确的“他者”,这体现在外貌特征上,更体现在周围的人和他的关系上。这种“自我”的迷失,即身份的迷失,给个体的生存带来的巨大影响在西默斯身上时时处处都存在着。失去了身份的西默斯就像无根的浮萍抓不住任何着力点,失去了对自己存在的主宰权,从而被完全“他者”化、边缘化、虚无化。孤儿院的西默斯在旁人眼中是个另类,小丑和戏耍的对象。在服装厂工作的西默斯在企业编制以外,工作场所是无人出入的储藏室,也享受不到正式工的福利待遇。很明显,他被边缘化了。结婚以后,妻子与他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不久干脆没有语言,夫妻之间互相不讲话。妻子常带朋友来家里聚会,大家都无视他的存在。这个彻底失去“自我”的人只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害怕与人交流,最后干脆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甚至连“他者”都不是了,他被彻底地虚无化了。小说在情节安排上颇具特色,罗云山和西默斯的故事并列进行,慢慢地两个故事发生了交叉:西默斯在故纸堆里发现了罗云山的日记。通过阅读和翻译罗云山的日记,西默斯发现自己与罗云山的苦难之间有极大的相似性。后来又通过多种途径“真真切切”(exactly) 地体会罗云山的感受,在思想上和情感上与罗云山发生重叠(double),之后顿然走出“失语”状态,犹如获得了新生。这一情节引来了许多论者的论议,但是卡斯特罗安排罗云山与西默斯之间这种“不可能发生的巧合”,似乎意在说明西默斯正是通过跨越时空与罗云山重叠才获得了某种身份上的认同感,找到了一直以来那个不在场的“自我”。“自我”一旦复位,长期以来对身份的焦虑自然就解除了,为此,“失语”的西默斯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出了“失语”状态。 　　 　　这种“不可能发生的巧合”似乎也暗含着作者对自身血统文化的深情回眸。布赖恩?卡斯特罗本身有着复杂的血统。他于1950年出生在香港和澳门之间的海船上,父亲是葡萄牙人,祖辈在上海创业,母亲是有英国血统的中国香港人。卡斯特罗在香港长大,会说粤语和英语。11岁那年被送到澳大利亚读书,从此在澳洲定居。也许是源于自己的出生背景和文化经历,50年的澳洲生活并没有解决他传统意义上的身份认同问题。童年的生活给他打下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母亲的英国血统和澳大利亚的英帝国文化却又冲击着他的中国文化的根基。他似乎同时拥有所有这些文化,又似乎都不属于所有这些文化。虽然卡斯特罗自己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是对身份的焦虑从一开始就一直是他文学创作中一个突出的主题。他的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背景和中国元素,很明确地显示出作家对中国的关注,然而小说的叙事和情节的发展却又把这种明确消解了。作者一直强调文学创作不是历史的真???,而是文学的真实,心灵的真实。上海在他的血脉和心灵上的烙印却是既定的事实,然而他又确实不属于上海,上海也不属于他,弥漫全书的还是那个对身份的焦虑感。 　　 　　(本版文章作者均供职于宁波大学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