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与时代同行.docVIP

话剧与时代同行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随着我国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的深刻转型，中国话剧也在发生着变化。它没有对时代“失语”而退居“边缘化”状态，而是始终坚守着它的社会性、公众性特征，坚守着自身与时代同一脉搏、同一步伐的身份建构。无论是在观念形态上，或者在艺术语汇上，都力图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观照历史和现实，创造出了一批具有崭新观念和独特风格的艺术佳作，如《黄土谣》《我在天堂等你》《马蹄声碎》《天籁》《红尘》《红星照耀中国》《秀才与刽子手》《郭双印连他乡党》《独生子当兵》《移民金大花》《凌河影人》等。这些作品或者在视点的切入上，或者在舞台语汇的风格定位上，或者在艺术手段的运用上，都展现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地方，捕捉这些变化，展现创作者在思维方式、艺术构思、舞台呈现等方面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对于当前的话剧创作，应该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如今年刚刚推出的《天籁》，创作者选取了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表现那场史无前例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激烈的战火中，一个由知识分子和演员组成的战士剧社，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我们在舞台上生动形象地看到了战士剧社在革命征途中所发挥的巨大的鼓动宣传作用，也看到了剧社人对理想的执著、事业的热爱、友谊的珍视和爱情的忠贞。 　　剧情结构得很巧妙。叙事分为两条线索进行，一个是背景叙事――用事件性来达到历史纪实效果，一个是故事叙事――通过剧社一批红军战士之间的诚挚友谊和情感波澜来生活化地揭示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的心灵历程。剧作运用欲擒故纵的叙事策略，精心设置了剧社社长、留苏返归的知识女性朱卉琪与工农出身打仗勇猛的军队干部田福贵之间在文化、情趣、作风上的反差，对他们的性格冲突进行了有声有色、浓墨重彩的渲染，增添了舞台的可看性。在拉开二人文化素质距离的基础上，转过头再来细致描写二人在互为依靠的合作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惺惺相惜、心灵交流直至萌发爱情。充分发挥了戏剧的魅力――先推至极致，然后再拉回来，给出相反的结果，其效果是引人入胜的。这其中，二人的个性化描写为舞台添彩不少，特别是粗莽、直率的田福贵与细腻、多情的朱卉琪之间的性格对比相映成趣。 　　留声机在剧中不仅仅是剧社人的精神寄托，它也是文明的象征。它所承载的柴科夫斯基以及贝多芬“英雄”、“命运”、“田园”等交响曲，与刷牙、唱歌、跳舞、识字、猜谜语、涂口红等，共同构成了一个革命战士眼中文明的丰厚内涵。田福贵对留声机和朱卉琪认识的过程，就是一个对文明从嫌弃到向往的过程，也就是认识革命目的的过程。这个过程清晰地说明了，革命与文明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两极，革命的目的就是推动和追寻文明。这种观念体现了时代的思想高度，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中，曾经有过竞相穿补丁衣服，竞相显摆贫穷，以标明自己“最革命”的时代。 　　《郭双印连他乡党》也是一部新作。它的时代感来自日趋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对于民族精神的呼唤。其独特性在于风格，也在于它的视角和舞台形式。作品在展示一个山村党支部书记生命历程的过程中，充分调动起地域风俗的表现因素，采用了陕西农村送终民俗的形式来表达村民们对郭双印的接纳与怀念，揭示他与百姓血肉相连的形象文化内涵，从而使舞台获得了特殊的表现性。 　　演出特意采用陕西方言，并吸纳了诸多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民间元素。如“瓜松”、“乡党”、“言传”、“舔沟子”、“老天爷要收人咧”等等。这些含有大量地域文化信息的土语俗语的运用，揭示了人物的特殊表达方式。除此之外，还有剪纸、童谣、唢呐、秦腔、神婆、算命瞎子等舞台形象的大量呈现，这些土语方言和民间习俗的使用对于塑造特殊文化土壤与乡村语境产生了极大的暗示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双印连他乡党》对于戏曲手段也情有独钟。“粱上风大……”、“过沟了”，“上坡了”，三句话就将三个场景推到了观众的想像空间中，一句“过年喽”的吆喝，就将春天种树的艰辛和年终收获的快乐浓缩在了一起。对这些元素的选择和运用，不仅是对陕西地域文化的诠释与构建，而且为这部戏剧中的人物增添了韵味。 　　当然，这些舞台手段的运用都建立在文本创作的基础上。这部作品的成功，首先得力于创作者对素材富于时代性和艺术个性的开掘和提炼。这种艺术个性，在于它的逆向思维方式。剧作没有把所有的美德都加在这一人物身上，而是强调了他作为普通人所具有的缺点。狡猾、粗暴、甚至蛮横。这一形象的完成，不是从正面而是从反面着笔的。这种写法使人物、使剧作呈现出浓重的悲剧性意味，使人物的客观性展现得更加充分，因而也更能打动观众。 　　喜剧是当今戏剧超市里的稀缺品种，而弘扬核心价值的喜剧，就更是凤毛麟角了。《独生子当兵》的编剧王宝社在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已经积累起相当丰富的喜剧创作经验，但他没有重复自己在《让你离不成》《托儿》等喜剧作品中已经得心应手的套数和技巧，在《独生子当兵》的创作中，他从人物心理出发，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