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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卞之琳 　　说不尽的卞之琳――读汉乐逸的《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 　　 　　2010年是卞之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在文学翻译和中国新诗史上,卞之琳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回忆和研究卞之琳,对于今天的文学翻译和新诗写作都不无裨益,即使在他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之后。本文是诗人屠岸先生为荷兰学者汉乐逸新著《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所作的序言。在文中,屠岸先生除了介绍《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一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外,更以一位后辈的身份追忆了自己与卞之琳交往的所见所闻,客观且情感真挚。该文呈现了中西两位学者笔下“说不尽的卞之琳”。本报特此刊发,以纪念卞之琳先生。 　　 　　――编 者 　　 　　1979年1月14日至17日连续四天,诗刊社在北京召开大型座谈会,探讨中国新诗的过去和未来。胡乔木做报告,强调“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指出新诗坛产生了公认的大诗人,他当场举出四位:冰心、郭沫若、冯至、卞之琳。当时,除郭沫若已故去外,其他三位都在座。胡乔木的报告强调新诗的成就,是有原因的。此前不久,毛泽东于1965年6月致陈毅的信公开发表,其中说到“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此说一出,在新诗界产生极大的思想混乱。胡乔木的报告没有点明,但听者无不心知肚明:胡乔木是要为新诗“恢复名誉”。就在这次会场休息期间,我作为晚辈与卞之琳先生交谈,提及胡乔木报告中举出四位“大诗人”中有卞先生,当时卞先生没有表态。 　　 　　然而,后来――我已记不清哪一天,卞之琳在他家中对我也对其他人说过:“我称不上是major poet,只能是minor poet。”英文major poet是“大诗人”(或“主要诗人”),minor poet是“次要诗人”。卞之琳认为自己只能是次要诗人,这是他的谦虚,还是他的客观态度? 　　 　　诗史家和诗论家也可以见仁见智。比如就整个唐代诗歌来说,恐怕只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可称作大诗人,杜牧、李商隐只能称次要诗人。但就晚唐时段来说,小李杜也是大诗人。或者,另一种看法可能是,即就整个唐代诗歌来说,小李杜也可以是大诗人。或许,定排行榜,争座次,没有什么意义。然而,确定一位诗人在诗史上的地位,既是对他在诗歌活动上的成就深入研究的结果,也是对他在诗歌活动上承前启后的作用做进一步探讨的契机。 　　 　　卞之琳对自己是客观的,也是严肃的。《诗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设立一项专栏:“中国新诗经典”,约请卞之琳“加盟”。卞之琳拒绝了,他认为不能把自己的诗作任意拔高到“经典”(是他认为这个专栏中已被列为“经典”的他人作品够不上经典,故而不屑与之为伍,还是认为自己的作品够不上经典,待考)。在诗歌翻译工作上,卞之琳称杨德豫的英诗汉译已达到“译诗艺术的成年”,对有些英诗汉译,卞之琳说“我不如杨德豫。”但如果认为卞之琳是个“谦谦君子”,那就错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卞之琳自己选定的诗集《雕虫纪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不久,作家方殷在《文艺报》发表文章批评说,有人谦称自己的诗是“雕虫小技”,但“雕虫”总要“雕”出个“虫”来呀,你这个“虫”在哪里呢?卞之琳知道了,说:“他看不见,那是他的眼睛瞎了!”这句话非常厉害,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我颇吃惊。卞之琳的严肃和自尊,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有一种谚语:“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无傲骨!”我觉得卞之琳正是一位无傲气而有傲骨的非凡歌者。 　　 　　或者,major poet也可以指一个时代的“主流诗人”。确实,卞之琳不是“主流诗人”。但是,他并没有脱离时代,毋宁说,他是超越了时代,他的超前意识烛照着后世。中国新诗史如果没有卞之琳这类不趋时、不媚俗、坚持自己美学追求的诗人们,将会显得苍白。 　　 　　一次, 卞之琳先生与我谈及莎士比亚。那时他正在撰写《莎士比亚悲剧论痕》。他说,有一种说法,叫“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真没错。我说,中国人也说,说不尽的曹雪芹,与此相同。后来我常常想,“说不尽”的何止这两位,还有很多很多。卞之琳其实也是“说不尽”的。卞之琳在世及逝世后的长时期中,我总感觉到,对卞之琳的研究很不够,他的著译是一座宝藏,这宝藏的光芒还深挂在时间的尘埃里。因此,当我读到荷兰学者汉乐逸(Lloyd Haft)的著作《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时,我深感喜悦。卞之琳是可以不断被“发现”的。而汉乐逸在“发现卞之琳”的旅途上,迈出了有力的一大步。 　　 　　《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的特点是史论结合,繁简得宜,语言精粹,逻辑严密;有如评传,但无某些评传的繁琐考证之弊。该书详细评析了卞之琳的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文学翻译、翻译理论;以文本为经,历史为纬。有一些以文学家为传主的纪实作品,偏重史实,忽略文本;或者反过来,囿于文本,疏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