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农村的契机.docVIP

重建农村的契机 　　十多年前，从大学毕业的刘兆丰从风景区规划开始认知真实的贵州，开始参与风景区规划工作，也从此与乡村旅游结下不解之缘。这些年来，他以一个规划师和建筑师的目光见证并参与了贵州乡村旅游从无到有的发展历史，并以独特的历史观视角，分析这里的山水人情何以与众不同，且入木三分。在他看来，乡村旅游要跳出单纯旅游业的角度，而从解决农村整体问题的角度来规划。 　　――编者 　　 　　我认为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可能，对中国的农村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乡村旅游热逐年升温。对于终年忍受水泥森林和繁忙工作带来的压抑感的城市人来说，那些山清水秀的偏远之地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似乎是他们逃避现实的桃花源。民族村寨独特的祭典、仪式、歌舞和服饰也为人们提供了体验异质文化的机会。在世人眼中，贵州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山清水秀，村寨里，人与自然完美融合，天人合一：聚居于此的少数民族更以其歌舞、仪式和灿烂的服饰文化闻名于世。在外人看来，是审美，是艺术，是旅游的好去处。但你是否想到，这美丽山水中的灿烂民族文化，同时是为生存所迫而形成的，贵州的旅游特别是乡村旅游，从始至终都和“生存”这个严肃的字眼紧紧联系在一起。 　　贵州入山一水一分田，土地资源稀少，自然条件在农耕时代对人类生存具有挑战性。迫于战乱迁徙至此的贵州西南民族(在这里不用“少数民族”一词，因为在贵州他们实际上是主体民族，所以我称他们为西南民族)与山水的良好融合，源干长期发展过程中，人与土地、自然环境取得平衡的客观要求。就苗族来说，从上古以来就长期被强势民族所驱赶，居无定所，在三千年颠沛流离的迁徙过程中，先后定居贵州。而当时统治者对苗疆的统治，从最初的羁縻怀柔，到将其作为一个军事通道，屯兵控制，发展到后来经济上的进入和夺取，由此爆发了一次次苗民起义，他们的反抗也一次次遭到无情镇压。可是在这样对立激烈的时期，苗族的文化反而在一遍遍的磨砺中，变得越来越独特，独具其形。苗寨数天数夜的鼓藏节仪式上，从最老的寨老到三岁的孩子都在不停地行走，我认为这个仪式其实就是一种模拟，他们以此来记忆自己那段刻骨铭心的失去故土的迁徙历史；苗族把大量精力和才智倾注在衣饰上，也是那段特殊的迁徙历史遗留的无奈――他们迫于战乱无法创造固定难移的文化实体。不同的苗寨支系以不同的服饰相区别，至少一百多种支系，我认为他们可以对应中国文学中几乎所有溢美之词，其灿烂者、其优雅华贵者，即使是当时中国宫廷服饰也无出其右。苗族服饰所表现出的高度成熟的文化，见者无不慨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建筑文化反而没有发展到汉文化核心区那样的水平，原因还是战乱，纯木结构的建筑在连年战争中无法保存，大量村寨往往在战火中付之一炬。苗族习俗还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即多与恋情有关，也同样是生存所需：分布在山中的村寨是彼此独立的，需要建立一些社交的仪式和途径，让不同村寨的男女相识，来负担繁衍后代的重要任务。为了保证优生，禁止同村男女通婚，因此对于村子里的女孩而言，长大就意味着面对别离离开儿时与自己一同玩耍，一同刺绣的好姐妹，离开青梅竹马、朝夕相处的男孩。在出嫁前，苗寨里的女孩往往很受家里宠爱，与同村的异性交往也不受约束――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远离礼教，你说它深刻也罢，原始也罢，自然也罢，他们遵循的是更高的原则，那就是合理生存。一旦嫁人，妇女婚后的生活非常艰苦。到了过传统的姊妹节的日子，出嫁的女儿会回到娘家的村寨和过去的亲朋好友，也许还包括原来同村相好但不能结婚的男孩会面，大家在一起唱歌、喝酒、一连数天，通宵而歌，交臂而饮，磨颊痛哭。也正因为存在这种普遍的情感内涵，姊妹节的场面才那么让人揪心而动人。为了约束和制衡这些激情，必须有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规矩来调节，这就是为什么傩戏。巫等礼数，都必须严厉而尊严并从中诞生了独特的制度文化。 　　贵州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地区，土地少，交通不便、不利于工业和农业发展。虽然仍自得其乐，里面的年轻人已经多希望外出打工摆脱贫困，而外面的人进来，只看到风光秀丽、文化灿烂，看不到生活艰辛的一面，他们也不需要看到，现在生产力发达了，人们出游可以一心享受青山绿水带来的美好体验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贵州的乡村旅游注定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一方面，乡村旅游将承担哺育民生的重任；二来，乡村旅游可以为不同生存背景的人群，提供生命体验的互换场所。 　　其实在欧美很多作家，学者、诗人、艺人，都愿意住在乡村里创作，他们为什么不住在城里工作呢?因为只有来到这种环境，才有生命和创作的激情，创作生命才能活得更长久。而贵州是适合这一点的。 　　生命体验互换这一目的，要求贵州乡村旅游需要迅速从观光旅游向度假旅游转型。现在是短期的互换，以后还会有长期的互换，短期的叫观光体验，稍久一点的就叫休闲度假，住得再久一些，就会变成人们的性灵“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