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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当前文学的伦理想像力 　　作为一个批评概念，“新世纪文学”仍有很多暧昧之处。它的起点在哪？与后新时期文学相较，它的文学生产机制、传播方式有何不同？它在最初的发展中已经显露出了哪些新质的萌芽？进一步，这些萌芽在将来的文学演进中有没有延续的可能性或增殖能力？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学理论证以给出它们的合法性依据。尽管如此，这一概念还是赢得了批评界的广泛认可，它一方面结束了自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无名状态，缓解了对当下文学的命名焦虑。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是以纯粹的时间之维来描述正在进行的共时文学事件，既可保证历史的现场感又可存留丰富性，具有相当的包容性。批评家对“新世纪文学”概念趋之若鹜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它似乎为批评家提供了文学阐释的“新”视野。按照黑格尔的逻辑，概念起于人类对新鲜事物的命名焦虑，但是新概念的产生必须遵循概念系统的生产机制，它是以旧有相关概念为视角为参照形成的对新事物的观照和表达。当新的概念得以确立后，进入自我完善的话语实践过程，从而走向成熟。成熟的概念会成为人们的观念，进一步，观念又是人们观照其他新事物的视角和价值评判的尺度。应该说，“新世纪文学”还走在由概念向观念成长的路上。因为在批评实践中人们总是热衷挖掘晚近文学中的新元素以确立“新世纪文学”之“新”，但问题是我们着意强调的“新”很多是此前文学中早已存在但被我们忽略了的“旧”。同时，这一概念目前还无法为我们提供藉以判断新兴文学的理论支撑和价值尺度，所以，那些急于概括或预言“新世纪文学”本质特征的启示录式批评就显得非常滑稽。 　　“新世纪文学”终将由概念走向观念，为文学阐释甚至文学创作提供坚实的理论维度。但从目下情况看，它仅仅是一个带有前瞻性的事实描述性文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具有回溯性的史实阐释性文学史观念。所以，我们应该权且抑制对这一概念理解的文学史思维的冲动（况且这一概念也不必然进入将来的文学史叙述），与其劳心费神地追问“新世纪文学”新在哪、怎么样，还不如换一种提问方式：“我们向‘新世纪文学’要求什么？”一方面，文学史反复证明：新的社会文化思潮是新兴文学产生的根基，与之相比，文学的生产机制、传播方式的更新毕竟是细枝末节。所以，在历史进程中，伴随新世纪而来的新的社会文化问题要求文学给以艺术的解决，在新的社会思潮与文学的应答关系中必将催生新的文学。另一方面，新兴文学本质的获得是一个繁复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较长时段的积累。新的文学无法自我确立，其能否确立主要取决于文学自身对新的社会思潮的回应能力，在回应中，文学逐步积聚思想和艺术的新元素，从而获得自己的本质。 　　我认为，“新世纪文学”应该重建文学的伦理想像力，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有力地回应时代要求，也才能够获得新质以确立自身。 　　2006年9月9日，也就是学界热议“新世纪文学”的时候，大江健三郎在中国社科院做了题为《始自于绝望的希望》的演讲，本文“伦理想像力”一词即借用自大江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大江表现了对日本国内对过去战争毫无反省状态的深深忧虑，他对此感到绝望，但又对日本人与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能够达成最终和解抱有他所谓的“意思性乐观主义”的希望。针对日本人战争记忆丧失的问题，他呼吁通过教育让人了解过去，“运用‘伦理性想像力’唤起日本人对未来的构想”。如果单纯从这次演讲的上下文来看，大江所谓的“伦理性想像力”与文学没有直接关联，它更像是一个政治思想命题。但是纵观大江的文学思想，我们发现，伦理想像力仍属于他的文学想像力思想谱系。大江早在大学时代就接受了萨特以文学“介入”社会的思想，他之介入主要是以文学介入日本当代政治，从这一意义上讲，他的创作是真正的“文学为政治服务”。1979年，在有了20余年创作实践后，他借用诺曼#8226;米勒的“政治的想像力”和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南的“民众共同的想像力”两个概念，构筑自己的文学想像力体系。在大江这里，政治的想像力是指在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宣谕、教化下形成的，带有集体无意识特征，为民族共同体享有的政治文化心态。与处于中心的政治想像力相比，民众共同的想像力带有边缘性、本土性，它作为地方性知识留在民族的记忆中，是无需教化而自然绵延的民族真正的集体无意识。大江认为，民众共同的想像力是政治想像力的对抗性存在，大江的作品充满了对前者的批判，以及后者对前者的修正与颠覆，他希望以文学的“语言结构”建构形象系统，以形象唤起读者的想像力。实质上，大江的民众共同的想像力作为一种对抗性力量出现的时候，它也是一种（准）政治的想像力，对于这一点，他并不讳言，二者的对抗是边缘对中心的挑战，是对话语权和主流位置的争夺。但是步入晚景的大江逐渐认识到这种对抗的局限性，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比另一种意识形态更好。此次的“2006北京演讲”分明证实了这一点。在沮丧、绝望、忧虑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