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文化的撞击——日本电视纪录片的地域性与国际性.docVIP

　　异文化的撞击——日本电视纪录片的地域性与国际性 文化这一术语在 社会 学、人类学和社会心 理学 中被普遍使用。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给了文化一个简明而又意义广泛的定义：文化是人类环境的人造部分。文化应该包含这样几方面的因素：1.它指的是一个群体或社会的信念和知觉，价值观和准则，习俗和行为。2.文化用来表示认识、知觉和行为，以意见一致的方式为某一群体的人所共有。3.文化意味着把人们共有的信念、价值观和行为样式传授给其他人，尤其是儿童；以及对该文化新成员的 教育 ，使之适合社会的需要，有助于一代一代地保持意见一致。4.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信念和习俗，涉及到的不仅是“内心的”和“行为的”过程；文化出现在物和物质环境中。[1] 电视是否是文化我们姑且不论，无庸置疑的是电视与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反映在电视纪录片中的地域文化。 电视纪录片是记录人类以及 自然 界的一切在他（它）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中如何生存，如何生活的过程，并将它传达给不了解这一切的人们的一种手段。所以，电视纪录片离不开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影响 、制约着文化的的形成与 发展 ，地域文化背景的不同又作用于电视纪录片。本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两位女人类学家之一的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 人类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指出，不同文化和不同 历史 时期的人对自然大致有3种一般的取向：1.人屈从于自然；2.人凌驾于自然；3.人是自然固有的一部分。[2]以日本为例，日本民族从整体来看更趋向于第一种取向，即：人屈从于自然。 一、岛国地域及文化与日本纪录片 原美国驻日本大使、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Ed. 于是，我想到了在我们国内的影视界经常可以听到的议论。有人认为我们在国际影视节上的获奖作品是迎合外国人的口味，把我们的落后的东西展示给世人。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不同的地域，必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不同的文化发生冲突，不同的价值观念发生撞击，是我们进行国际交流或者进行大众传播所必然面临的。我们不能以我们的价值观念去衡量不同国家的文化价值或评价他们的价值观念，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别人只欣赏我们认为是落后的东西。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里有猎奇的成分。同样我们也应该知道，用人类学、民族学的 科学 的 方法 解释世界时，是没有我们所理解的“先进”与“落后”的，而完全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撞击。我们的“家丑不可外扬”等诸如此类的观念，在进行国际间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时，必然会滞后。因为我们认为的“美”与“丑”，完全是以我们的文化为背景，以我们的价值观念为基准所作出的判断，而并非站在 社会 科学的高度来审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 在今年5月北京国际电视周的“纪录片走向世界”国际研讨会上，费海丽女士讲到 中国 应该与外界进行更多的交流，中国人不了解外国，外国人也不了解中国。中国若想使自己的电视纪录片走向世界，不了解外国人不行，同样，外国人若想在中国做生意，不了解中国人也不行。倘若我们还坚持以我们的价值观念为基准去衡量世界的话，我们只有被碰得头破血流。我并非认为我们应该持别人的价值观念来做我们的事情，而是认为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中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差异，并且本着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同样，在关注反映不同地域文化的电视纪录片时，我们应更多地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角度来审视摄像机所记录的一切。出任ABN行政总监的保尔·佛朗斯认为，在制作国际性纪录片的过程中，必然要碰到文化冲突的 问题 。如果国际合作的纪录片能够面向最广大的观众并带有国际感，那么，它就容易被广大观众所接受。[9] 由此，我想到了我的一段亲身经历。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我走上讲台的第一门课就是“中外纪录片比较”。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中日纪录片比较”。当我把日本TBS电视台拍摄的《万里长城》放映给学生看时，我们电视专业的学生对于外界事物的感受力以及对于本民族事物的理解力使我震惊。当我们的学生看到片中拍摄的反映内蒙古风葬习俗的镜头时，他们的惶惑、他们的愤怒、他们的难以言表的眼神至今我还历历在目。他们要问我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日本人为什么要拍这样的场面？主持人在随后所赋的《风葬》一诗中到底表现了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拍我们的这些落后的东西？ 为什么学生们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呢？因为日本人拍摄的是我们的鲜为人知的一面，或者更明确地说，就是我们所谓的“不能见人的东西”，他们担心日本人在嘲笑我们的这些“陋习”。 我很遗憾我们的学生没有就片中的对于他们而言是陌生的风葬习俗提出质疑，诸如：内蒙古民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风俗？他们为什么要风葬？我告诉他们，主持人所赋诗的大意是： “茫茫原野， 栖息着白骨； 有个刚刚化作新土的男人， 寒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