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转备考资料︰“莫言”热辐射海外.doc

军转备考资料：“莫言”热辐射海外 莫言是幸运的。1988年美国汉学家兼翻译家葛浩文来到中国，看中了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之后开始了对他作品的翻译，至今莫言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的7部小说，都由葛浩文翻译，这位翻译者是英文世界首屈一指的翻译家。 “莫言能够进入西方特别是欧美主流文化的视野，翻译家、出版商的翻译推广工作很重要。”文学杂志《收获》总编辑程永新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获奖）有机遇问题。以前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些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翻译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西方的读者包括诺贝尔奖的评委，只能通过法文、英文等相互对照着看，而很多其他语种是从英文转译过去的。” 根据与海外汉学家的交流经验，程永新认为，外界对很多中国作家的误读也往往源自翻译。 翻译与推广非常重要 中国作家进入国际视野，译介是必须的门槛。 “在中国当代主力作家群中，莫言是作品被译介到海外最多的小说作家。其次是余华、苏童，再其次是贾平凹、王安忆等。”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所主任刘江凯告诉本刊记者。 刘江凯说，在国内研究者看来，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王安忆、王蒙同属于当代中国作家“第一集团军”，“创作的实力上不见得有多大的差距”，但他们的作品在海外传播的实际效果的确很不一样。 “作家的创作风格会很影响他们作品的翻译和传播。比如贾平凹《秦腔》中民族性乡土性的语言特点，翻译之后很多东西就丢掉了，只剩下了一堆鸡毛蒜皮的语言。王安忆的《长恨歌》翻译的时候也比较难。相对来说，莫言和余华作品的翻译就不易丢失味道。”刘江凯认为。 除了莫言，余华也是海外较受欢迎的中国作家。刘江凯注意到，在余华的小说《兄弟》出版后，国内恶评多于赞美，而在国外却是赞美多于恶评，“基本上很少看到负面评价”。《兄弟》在美国出版之后，美国的主要媒体几乎都大篇幅地介绍了这部作品。 莫言作品的出版商做的海外推广似乎比其他人略胜一筹。《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告诉本刊记者，据他了解，莫言走过美国的很多地方，而且举办了不少“读者见面会”等活动，与很多普通读者接触。而余华在美国走的主要都是高校，高校活动更多的是年轻人和华人来捧场，但他们不能构成直接的购买力和影响力，在西方，小说读者多为中老年人群。 此外，刘江凯还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苏童、莫言、余华作为小说海外译介前三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作品都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并获得国际电影大奖，如《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获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先后获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金格利造型特别奖、国际影评人奖和英国影视艺术学院最佳外语片奖、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比利时电影评论家协会大奖；《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男主角葛优获“第47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应该给张艺谋颁发‘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最佳贡献奖’。”刘江凯开玩笑说。 但毕竟，电影只会对文学起到临时聚光的效应，要得到持续的关注和肯定，还得看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 “莫言出现并成熟，与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息息相关，这说明中国确实到了一个文学辉煌的时代，而这个辉煌是由一批作家造就的。”程永新说，“虽然能进入西方主流文化视野的还是凤毛麟角。” 意外的发现 刘江凯在他所做的一项数据统计中意外发现，从翻译语种数量来看，卫慧的翻译要远远多于其他当代主流作家，更意外的是，卫慧的翻译作品主要就是《上海宝贝》这一部。 “应该有两个原因，第一，《上海宝贝》曾在国内被禁止出版，外国人对此好奇；第二，书中对性有出位的描述。由此可以推断，流行元素对世界图书市场的影响很大，作品翻译数量的多少并不能代表作品的艺术价值高低。” 刘江凯另一个意外发现是，很多当代作家作品的越南语翻译数量多于英语。刘江凯研究的十二位中国当代主要作家中，他们的主要作品都有越南语的译本。像余华、莫言这样的作家还一度在越南读书界形成一股热潮。 而这个重要的现象一直被诸多媒体和研究者所忽略。 “因为我们在文化交流中，更在意欧美的强势文化。”刘江凯说，“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求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认同，因此，以前对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总有一种全民集体无意识的焦虑感。莫言获奖的好处，是我们能借此矫正心态。国内媒体的过分炫耀和全民兴奋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地自信起来。如果我们足够强大，为什么这么在意外国人颁给我们的一个奖？” 中国文学依然处于世界边缘 “不要被诺贝尔奖砸昏了头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在与国外的交流中还处于严重的‘入超’状态，每年译介出去的不到10部，而引进的远远超过这些。中国文学仍然处在世界文化的边缘，边缘到有些让人无法接受。”刘江凯说。 几年前，刘江凯曾经在德国波恩留学，他留意到波恩的书店里很少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