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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光芒电影展”VS中国电影产业链 　　3月27日第五届“先锋光芒电影展――广州站”如期举行,至4月7日结束。开幕片是蒋雯丽的导演处女作《我们天上见》,闭幕片是王全安在柏林擒熊的《团圆》。“先锋光芒”电影展致力于促进内地电影的交流,为内地优秀的艺术影片争取更多的宣传资源,促使业界更快将艺术影厅的概念推向实处,曾先后邀请顾长卫、贾樟柯、王全安、徐静蕾、王小帅、万玛才旦、哈斯朝鲁、盛志民等数十位内地导演携作品到广州与影迷见面,获得广泛赞誉。 　　 　　“先锋”外延被放大 　　 　　说到“先锋”,其作为一个电影概念最早出现于法国。“先锋”顾名思义――冲在前面探路的人,前瞻性、风险性、艰难性是它的特点。先锋电影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它泛指有实验性质突破传统的电影,包含意识形态、题材、手法等各方面的实验突破。在中国,“先锋”的外延被放大,他泛指那些体制外的、地下的、非商业的、个人化的艺术电影。从历届先锋电影展邀请到的导演及他们带来的参展影片,如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贾樟柯《三峡好人》、王全安《图雅的婚事》、蒋雯丽导演处女作《我们天上见》,肖风现代农村三部曲《清水的故事》、《海的故事》及《喊过岭的故事》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先锋电影关注较多的是社会底层边缘化的人物,导演大多从个体的生命体验出发来反思当下社会。这种以生活生命为题材的电影与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张艺谋的《黄土地》、《红高粱》等以历史民族为题材的电影不同,他们更微观,更个人化。 　　实际上,在中国电影诞生之初,就不乏有这样关注生活、关注生命的电影,可以讲中国电影是有这种关注生活细节的传统的:袁牧之的《马路天使》描绘的是活泼市井生活;费穆的《小城之春》将镜头深入人物复杂矛盾的心灵,揭示微妙的情感关系;吴永刚的《神女》以一个为了生计为了孩子出卖肉体的妓女为中心,描述她不幸的遭遇与崇高的母爱。这些反映人们生活生存的艺术电影,代表了中国电影的最高水平。 　　但在中国,总会有些怪事。一方面是这些电影的高水准,在重要的国际性电影节上屡屡斩获大奖,得到了国际的认可;另一面却是在国内鲜有人问津,出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局面。很多导演找不到投资,很多拍片计划被搁置,我们能看到的艺术片也越来越少。只有一些名气大的导演走国际影展的路线,通过参加影展从法国等一些有艺术电影传统的西欧国家还可以获得资金,勉强支撑。而且,这些资金也并非每次都有,法国制片商有时也会把钱投到伊朗等其他国家地区。 　　电影不像传统的小说、诗歌、绘画等艺术门类,你可以依靠满腔热血、理想执着于自由创作,他不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昂贵的产业,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齐全的设备,分工明确的演职队伍。所以艺术电影在中国的发展可谓举步维艰。 　　 　　谁把中国电影引向歧途? 　　 　　很多影迷包括一些影评人,一提到艺术电影“被禁”、电影放映厅门前“了无人烟,门可罗雀”就恨、就怨,就骂,恨中国电影还有这么多审查,很不自由;骂中国观众趣味低俗,不懂欣赏;不忿一些之前追求艺术的导演“堕落”去拍“没有价值”的商业片,迎合大众低级趣味,没有坚持艺术,终将把中国电影引向歧途。甚至有些人把电影批评变成尊严或人性的拷问,这多少有点欠妥。实际上大可不必这样。艺术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个人化,他往往反映的是导演个人的“社会观”、“价值观”,这就决定了他是“小众”的。电影是一种媒介,其产生之初就是一种娱乐方式。 　　到了近代,特别是在西欧,因为一些导演大师如费里尼、伯格曼等的探索,才走进了艺术。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把电影当做“哲学”,也不会每一个人都能认同导演十分“风格化”的自我演绎。 　　现在中国的导演似乎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是艺术片导演,一派是商业片导演,两方互相攻讦,势不两立。商业片导演搞大投资、大制作、大场面、大卡司,只对投资人负责;艺术片导演依然故我,在“价值”“ 文化”“ 历史”的旗帜下,个人风格越来越强烈,为了“艺术”不管观众,只对自己负责。实际上这都是走极端,有点意气用事。这都是中国电影产业链不健全的表现。 　　目前即便是一部商业片,在中国的运作市场手段也很有限。原有电影体制的不合理处仍有残留,权力干涉时有发生。中国电影就如襁褓中的婴儿,抵抗力有限。这是内忧,还有外患。眼下好莱坞电影横行天下,世界各个地区的电影市场都被好莱坞出产的“类型电影”或蚕食或鲸吞。去年春节前后,高科技大制作3D电影《阿凡达》掀起的蓝色风暴席卷全球,在世界各地吸金无数。就连中国这个被人们普遍认为票房一时还难以唤醒的电影市场,最新票房突破15亿人民币,超过同期上映的《三枪拍案惊奇》、《孔子》等十几部国产片票房总和,成为中国有电影史以来最卖座电影,也是名列北美之外海外市场第一。很多人都呆了,中国观众原来也可以这么疯狂。 　　对于这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