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慈善交响乐中一个辉煌的篇章.docVIP

上海：慈善交响乐中一个辉煌的篇章 　　上海慈善基金会的理论研讨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四次，而我连续去了三次，时间固定在每年的11月底――12月初。每到这个月份临近，我仿佛被一根透明的细丝线牵引，有一种习惯的期待：期待入场券――他们的邀请函；期待一种如雨幕般密不透风的寂寥得到缓解；期待见面时熟人嘘寒问暖的热情，半生不熟的人温暖的一瞥；期待看到月光中瞄花洒金的黄浦江，所有的空间都流动着色彩，两岸金属的外壳纷飞绽放，诉说着浮生若梦；期待学者们夜观星相、指点江山的豪气打开一扇眺望的窗口，激活我一些雾霭茫茫的想法；总之，与这个优雅的城市久别重逢的喜悦，深深地占据着我的记忆。 　　上海2007年慈善理论研讨会的主题是“慈善理念与社会责任”，题目大，视野广阔，如一株顽强的植物，在充满养分的根系里，努力向四周蔓延扩张，以覆盖公民的视线和心灵为目标，开展情感教育和道德启蒙，绿色生态气息浓厚。这也是他们被全球性的慈善浪潮席卷后，面对中国特有的现实作出的艰难回应。研讨会的难度，或许还在于不匆忙地下结论，强制性的结论或许会毁掉可能出现的转机，回到生活本身，答案会慢慢出现。组织技术含量高的研讨会是一个给自己设置障碍的过程，障碍越大，成就的篇章越辉煌。 　　 　　当前我国慈善意识缺乏的主要原因 　　 　　丁锋辉：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专业研究员 　　第一：我国传统宗教观念的制约：西方基督教文化将慈善作为一种他律要求，教徒做慈善往往出于对神的一种敬畏和恐惧，有一种外在的强迫性，同时还把慈善看作是超越物欲自由穿梭于财富和精神之间的行之有效的途径，所以西方民族的宗教观成为其慈善意识浓厚、慈善机构发达的思想基础。而中国本土的儒教文化则将慈善作为一种受内在道德力驱使的自律要求，行善与否是个人的性情爱好或道德操行，无强制性的他律，这样使得我国的绝大多数富翁，由于思想和文化的局限，虽偶有慈善行为，但更多的是将财产留给子孙后代以免受饥饿贫困之苦，不能将慈善行为转化成本能意识。 　　第二：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慈善意识的断裂：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几乎不存在慈善组织，也没在出现过有组织、有规模、经常的、普遍的慈善活动，这主要是政府将慈善定位“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装饰品”。在否定旧的慈善机构的同时，新政府把救济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竭尽全力救济贫民。这样，政府把一切原民间团体都扫进了“救总”的熔炉，形成了一个统管全国救济工作的官方机构。另外，当时在思想意识方面，人们都普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了，成了国家的主人，主人还需要谁来施舍吗？ 　　第三，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的错位及财富观的畸变：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倡导重义忘利、正其义不谋其利，这一义利观长期主宰中国社会，建国后曾经一度宣扬以穷为荣，以富为耻，为富不仁，富则修等左倾观念，将轻利观念扭曲到极致。八十年代以后这一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财富了，于是人们对钱财追求的张扬，达到了从未有过的甚至于对道德法则藐视的地步，人们的义利观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重利忘义。拜金主义和奢靡之风像毒瘤一样严重地侵蚀着社会肌体，也严重阻碍了慈善意识的培养。 　　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对社会弱者生命和尊严的漠视，都无疑说明这个时代人文精神的匮乏，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对经济的发展起着规范和推动作用，是社会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如果丧失了这一支撑，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必然沦为纯利欲的冲动，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和人性的泯灭，这无疑对于人们的慈善意识的培养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中国富豪的社会责任 　　 　　赵海林：陕西省社科院宝鸡分院教授 　　1富人与穷人的和谐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是世界各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方略：与美国富豪们倾心追求慈善事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菲律宾频繁发生的绑票勒索案件。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许多富豪要么把财富转移到国外银行，要么全家移居国外。国家不但无法引进外资，反而导致国内资本大量外流，更加剧了国内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广大失业者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更加忌恨富豪阶层，并形成恶性循环。 　　2中国慈善事业之所以举步维艰，关键是缺少一大批倾心追求慈善事业的企业家：中国的富豪们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财富伦理与市场伦理相统一的基础上才会坚如磐石；发达国家的富豪既是企业家，同时又是慈善家。全民慈善意识和人道主义缺略则是根本原因，当务之急是在全社会确立“财富等于品质”“资源共享”等和谐理念。 　　3中国富豪是改革发展最大的受益者和资源独享者，而广大弱势群体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究竟是谁造就了当今中国富豪？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是富豪凭借自己得聪明才智？还是改革发展所提供的重大机遇？作为市场经济的新型投资体制，就业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崇尚效率，扶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