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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ＰＶＡＲ分析 　　 [摘要]为有效揭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本文采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方法，建立三阶滞后PVAR模型，对中国31个省级单位1994－2004年的公路投资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路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其相互间作用机制是复杂的、多重的和多样的，两者间的基本关系是“非对称互动关系”。本文依据实证结论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对称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对政府如何更好地进行公共投资决策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公共投资 公路建设 经济增长 P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3-0040-09 　　 　　一、相关文献及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经济学界，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不少研究结果认为公共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例如David Alan Aschauer于1989年利用美国1949－1985年的数据，估计出美国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39，[1] 从而认为公共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在2000年David Alan Aschauer又建立了一个扩展了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去验证政府介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结论显示公共投资每增长10％，单位资本的产出在未来两年内增长2.9％。[2] Cazzavillan也于1993年利用欧洲12个国家1957－1987年的数据，估计出公共投资的平均产出弹性为0.25，从而认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3] 此外，Sébastien Dessus 和Rémy Herrera在2000年以28个发展中国家1981－1991年的面板数据做为样本，建立联立方程，使用固定效应方法估计了公共投资对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共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效应，但当公共投资过度时，公共投资会抑制经济的增长。[4] Shioji 和Etsuro也于2001年对美国和日本的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两个国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地区人均产出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5] 此外，近期也有少数文献关注公共投资效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些文献的结论显示公共投资被利用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实证分析显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负的影响，或至少其作用是不明朗的。如Evans 和 Karras.G在1994年利用美国48个州1970－1986年的数据，检验了美国公共投资对私人部门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共投资中的教育投资对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其他项目的公共投资对增长并无明显的效应，甚至有的公共投资（例如公路、供水以及污水处理系统等）对增长会出现负向的拉动作用。[6] Garcia-Mila, Teresa, Therese McGuire和 Robert Porter也于1996年利用美国48个州1970－1983年的数据建立经验模型，检验了高速公路、水的供给和污水处理、其他公共投资三类公共投资对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这三类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并不显著。[7] 除了将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为研究热点外，也有一些学者关注经济增长对于公共投资的影响，并对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如Clarida于1993年对美、法、德、英等国的分析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与公共投资是协整的，但因果关系的方向不确定。Christodoulakis也于1993年通过对希腊1964－1990年的数据估计，结果表明公共投资对产出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产出对公共投资则不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 　　受国外学者对于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热烈争辩的影响，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致力研究我国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娄洪2004年通过建立理论模型来分析公共基础设施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用以揭示公共投资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存在二元结构和人均资本低的国家，继续保持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高增长率，是保持我国经济高增长率必不可少的条件。[8] 张海星2004年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的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及RD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三种公共投资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并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三种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及驱动机制又有所不同。[9] 　　从上述对国内外的文献的回顾来看，绝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分析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方面，也有一部分文献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这些研究固然都有益于我们加深对公共投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