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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我国国有歌剧院团改革的若干问题 　　摘要：在当前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实践中，国有歌剧院团正面临着一场体制改革风暴，中国歌剧艺术有被整体市场化的危险。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培植多元多样的文化生态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审美需求的角度出发，如何估计这场文化改革对于歌剧艺术的影响，如何看待甘肃省歌剧院的改革实践及社会意义，是歌剧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因此，很有必要，为这场体制改革之成败得失确立几条衡量标准，对我国当下的歌剧院团机制改革和歌剧艺术整体布局提出具体建议。 　　关键词：当代中国；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歌剧艺术；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体制；文化发展；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J822　文献标识码：A 　　 　　范晓峰同志撰写的《关于我国西北地区国有文艺院团歌剧音乐剧创作发展与存在问题的调研报告》和我的《回应》，在这次会议前都发给大家看过了。我之所以要写这个《回应》并把课题组全体成员召来开这样一个讨论会，乃是因为范晓峰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两个问题――其一是甘肃省歌剧院的改革实践，其二是我们这个课题对现今国有歌剧院团转企改制的深度阐释能否具有普遍性问题，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值得课题组各位同志结合各自的调研材料，进行深人讨论，以收集思广益之效。 　　下面就我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有歌剧院团转企改制的相关问题讲几点基本看法。 　　 　　一、课题组的研究对象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对象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歌剧音乐剧，目前转企改制的对象是国有歌剧院团。这两者都汇集到一个点上，就是歌剧音乐艺术及其创演主体――国有歌剧院团。我们谈论任何问题，都不要离开这个汇集点。当然，国有歌剧院团也有创作交响乐、舞剧和歌舞节目的任务，但它们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也不是我们考量一家国有歌剧院团改革成败的主要参数。我们根本的立足点只有一个――歌剧音乐剧艺术。对此，我曾在题为《“产业化”困境中的两难抉择与科学思维――关于高等音乐教育及文艺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这篇论文中提出衡量改革得失成败的六条标准： 　　1、创演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是否切实提高； 　　2、有才华的音乐家是否不断涌现； 　　3、“两个效益”是否平衡发展； 　　4、文艺演出市场是否健康活跃： 　　5、广大音乐家在这场体制改革中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 　　6、健康文艺生态是否逐渐形成。 　　除这六条标准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标准?这个标准是否适用于我国歌剧院团改革?课题组的同仁们可以充分讨论。 　　 　　二、机制改革与体制改革 　　 　　过去国有歌剧院团采用国家大包大揽的政策，积弊甚多，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分为两种：一是机制改革，二是体制改革。 　　前者是管理制度、运行机制的改革，后者属于单位性质的根本改变，也就是将原来的国有制、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改为国有制或其他所有制形式(例如股份制)的企业单位，将事业法人改为企业法人，从文化事业的有限主体转变为文化市场的独立主体。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许多国有歌剧院团都在进行着各自的运行机制改革。例如国家对院团实行差额拨款、实行演出补贴制、剧目创演专项拨款制，在院团内部引进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实行低职高聘制、竞争上岗制、末位淘汰制，等等。但这些都没有根本改变院团的国有制事业单位的基本性质。甘肃省歌剧院实行的“股份制改革”，如果它的实际所指是剧目创演股份制，也属于运行机制的改革探索，并未改变剧院国有制事业单位的基本性质。 　　 　　三、现行体制与转企改制 　　 　　现在党中央和中宣部、文化部已经公开承认文艺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商品属性。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成为文化市场的独立主体之后，突出了文艺的商品属性。转企改制后，院团的法人代表在本质上是个文化商人了，“商人无利不起早”，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不仅是他的职责，同时也是他的天性。只要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写什么、不写什么，演什么、不演什么，以及怎样写、怎样演等等问题，完全由院团法人代表或董事会独立做出决定。 　　当然，政府可以通过文化采购、根据自己的需要给相关院团下订单来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目标，影响、引导文化市场的走向。 　　但在当今行政体制下，文艺创作题材和风格的独立性、艺术家的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能够贯彻到何种程度，颇可怀疑。思想和舆论导向的管制不仅是历史的、现实的存在，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三个担忧： 　　其一是政治、思想和观念上的担忧。 　　如果一旦出现某些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拍或被地方政府认为不合其胃口的作品时，当局会不会动用国家行政手段加以干涉和制止?这样的行政干涉是否符合文化市场自由竞争法则，在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中是否找到充分的依据?如果这样的行政干涉确确实实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