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定位与清史体例问题.docVIP

　　国史定位与清史体例问题 新世纪的第一项大规模史学工程是《清史》编纂，而清史编纂工作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体例方面的争议，如果就事论事地讨论这些 问题 ，会觉得各有各的道理，很难得出结论。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新修清史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清史地位确定了，对争议的事件便有了判断的标准，于是，我们便有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一、清史的定位问题 清史的定位问题其实就是写一部什么样的清史的问题。就 目前 的史学 发展 趋势看，清史可以有三种定位，其一，清朝史；其二，清代 中国 史；其三，清代中国人史。 新世纪所写的中国史，当然不应是清朝史。清朝史的写法，是继承传统的史学范畴，它的主题其实就是清朝廷统治中国的 历史 ，或者说是爱新觉罗氏统治中国史；若将明史作为范例，那就意味着写一部朱氏家族统治中国史。但是，这一体例的局限性早已受到新史学的批判，例如梁启超将二十四史批为帝王家谱，因为，这一体例必然使清史围绕着帝王运作，而不能反映全面的清代中国史。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史学家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所写的清史，也不可能是清代中国人史。将对朝代史的 研究 转到人民方面，这是史学的进步。但怎样写一部成功的人民史，至今没有很成功的例子，也就是说，怎样才算一部全面的人民史，我们至今在心中无数。我们不知道写一部中国人史应当要写那些方面，写足了那些方面，才算是一部完整的中国人民史。人民史本质上是无限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纳入人民史的范畴，写人民史，难道要写四亿人的历史？如果只写其中一部分人，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些人可以代表其他人？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所谓的人民史，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历史？ 现代 史学还无法解决，没有现存的体例可以 参考 ，冒然涉足我们所不熟悉的体例，成功可能性不大。我们只能做我们比较熟悉的题材，也就是将清史的范围局限于国史的范畴之内。 我们所写的清史，应当是一部清代中国史，它的定位是国史，清代的国家史，它所含的 内容 要比清朝史更广一些，但还不如清代中国人史广泛。如果写清朝史，它的内容主要是清代的 政治 史，而国家的其他重要内容--例如 经济 、文化方面，都不在传统的朝代史范畴。而我们写清代国史，就不能不写经济文化内容。新的国史，当然要给经济史以较高的地位。经济的增长是现代国家的主题，对清史的看法，若是从皇族转向平民，就得重视经济史，而且，应当以经济史为其重要的内容。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应有一个历史的探寻，这是清史离不开经济史的原因。对现代人来说，他们最想参考的也许是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亦即清代中国经济史的真况。经济是国家发展的主要指标，也是主要线索，因此，不可离开这一点。其次，文化也是重要的方面，若要衡量清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文化才是最重要的。清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应是以考据为主的乾嘉学派，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小说，总汇古代文化精华的四库全书，发展成熟的科举制度，离开这一些，光写政治史，不就只剩下窝里斗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清代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国史应当体现这一代中国人的主要文化成就及经济发展水平。 二、国史定位与体例问题 倘若我们将清史定位为清代中国史，或者说是清代国史，对许多问题就有了判断的标准。 第一，关于《天文志》要不要收入的问题。在前《二十四史》中，《天文志》是一部最重要的志书，每每被列为首位。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既有天文 影响 国运的想法，某种天象的出现，被视为“天”的意志，所谓泰山崩裂、黄河断流，星宿流逝，都被视为上天对帝王的警告，或者是对人间大事发生的预警。倘若这一 理论 成立，天文志当然是最重要的，天象已经出现了预警，人间就应当按照天象行事，否则，逆天行事，就会受到惩罚。对于古人来说，以天象示警来告告诫帝王，是改良朝廷政治的一项最好的方式，而且，它又是史学家用以影响政治的绝好方式，历代史学家不忘修天文志，这也和他们的职责有关吧？但是，所谓天文影响人生与国运的想法，历来只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构想，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论证与证明。在 科学 盛行的 时代 ，我们是否还采用这一未经证实的理论来写历史？只怕多数人都会觉得这是不可行的，而且使清史的权威性受到质疑。事实上，倘若我们不再相信天文变化会影响国家的命运，我们就无法采用这一理论，因此，天文志的作用就必须退位，我们只能将其放在 科技 志中从属的地位，而且主要是研究清代中国人在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或是在这方面的 学习 过程，而有关天象的资料，且留给天文学家去做专门史，在《清史》中不应当保留。 第二，南明史的修纂问题。假使我们计划写的是清朝史，那么，南明史绝对不该进入，按照传统的史学观念，南明史是明朝的延续，只能收入明史，清史将其整体纳入是不对的，只能收一些个别人物传记，以表彰前朝的顽民，事实上，清史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是，我们若是写清代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