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学视角下探析腐败文化的形成及预防策略.docVIP

　　文化生态学视角下探析腐败文化的形成及预防策略 文化生态学视角下探析腐败文化的形成及预防策略 　中国腐败文化的形.Liddot;H斯图尔德最先把研究自然生态环境多样性、系统性、动态平衡性的生态学理论延伸到社会科学有关政治、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价值观念形态的人文科学领域，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理论，并创立了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文化发展的特殊模式。正如斯图尔德认为的：如果只孤立地考虑文化诸因子的内部联系，那么会导致研究的片面化，只有把文化因子中各种复杂因素联系在一起，进行整合研究，才可能弄清楚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1]P（28）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包括亚文化），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轨迹，也会形成自己的文化元，不同的文化元有自己的时空场域。作为亚文化形式的腐败文化，它的形成不是某一因素的独立影响，而是由社会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政治文化相互缺位而形成的。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腐败文化生态链结构。因此，腐败文化所具有的文化生态学特征，为我们用文化生态学理论分析腐败文化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 　　二、构建预防腐败文化生态化发展的策略 　　近年来，腐败逐渐从秘密转向公开、从个体转向集体、从特定区域转向公共区域。面对愈发突出的腐败社会化发展趋势和如此强大的腐败阵营，中国共产党深切意识到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7]如何预防腐败文化发展演变的生态链，发挥社会民众参与廉政建设，是当前反腐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1．构建公众视野下的反腐败与利益个体协同机制，阻断腐败主体由个体视角向集体视角演变的生态链。进入本世纪以来，腐败形式发生明显变化，个体腐败已经被视为最不安全和最不明智的腐败，腐败开始由个体腐败向集体腐败演变。这种演变主要是基于反腐高压态势下的安全考虑，个体腐败需要独自去面对一切风险，而集体腐败则由腐败群体或集体成员来分担风险。2008年8月2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中国有一种犯罪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且明目张胆，那就是集体腐败。[8]P（22）中国人民大学毛昭晖教授认为：集体腐败的主体，是为基本一致的政治、经济或其他利益冲动所驱使而自然联合起来执掌公权力的群体，并且他们的利益获取是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的。[9]由此，我们也可看出，集体腐败是由个体腐败的生态演进而来的，集体腐败成员之间因利益共同而形成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生态链。同样的道理，反腐败也可以运用利益趋动，构建起反腐败与利益个体协同机制。通过建立一种利益奖励机制，把腐败与公众反腐败形成一个利益链条，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就和公众构成了一个直接的利益关系，公众可以从反腐败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具体说：谁检举揭发了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或其它犯罪行为，都可以从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分成，这样就会就会激发利益趋动下的公众反腐败动力。把反腐败与利益个体形成协同机制，是对公众参与反腐败从利益虚化向利益实化的思维拓展，是对公众个体反腐败参与的价值认同，有利提高公众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也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民社会规则。这样一种反腐败机制，将会形成全民把眼光盯在有条件腐败的人员和 行业（部门）身上，形成社会力量的反腐体系，使预从事腐败的相关人员时刻置于公众监督下，其实质是提高腐败成本。但必须高度重视的是，这种公众协同参与反腐败形式，必须遵循在公众视野下进行的原则，接受公众的监督。如果背离这个基本准则，就很有可能形成新的腐败链条。 　　2．构建公众视野下的权力运作体系，阻断逐公权而谋私利的生态化发展趋势。在腐败文化体系架构中，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10]P（130）在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体系中，公权的拥有者往往表现得无所不能。即使在今天，民众中已有的共识是权力是满足其目的的唯一手段[11]P（42）。正如霍布斯所言:全人类具有一种普遍的倾向, 即一种至死方休、永不停息地追求权力的欲望。[12]P（522）而这种欲望将会形成一种普遍的价值认同深入人心。特别是当公权失去它为公众谋利益的本来意义，而变成谋私利的直接资源时，一条权力-地位-财富的生态链就形成了。这条链条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不是公众对权力拥有者的憎恨，而是仰慕。特别是公权拥有者利用公权为自己或家庭（族）带来公众羡慕的利益时，追求公权成为社会风气，逐公权而谋私利的权力腐败行为也得到社会的宽容和认可，甚至形成一种普遍价值观的文化心理认同，即一种公众文化现象。如何才能有效防止公权私用，根据中国当前权力腐败的文化现象，只有把权力的运作置于公众视野下，让权力的运作始终保持在公众的监督下，让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