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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乐歌：新音乐的启蒙 　　摘　要:20世纪中国新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学堂乐歌的兴起为标志的,学堂乐歌作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新风尚,是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就学堂乐歌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及启蒙意义作了简要阐述。 　　关键词:新音乐;学堂乐歌;启蒙 　　中图分类号:J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6)03-0095-03 　　 　　新音乐是晚清以来随着西洋音乐的传入而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不同于此前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的音乐文化。它是清末和近代中国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前半叶,新音乐以其迅猛之势发展成近代中国音乐的一大潮流。 　　 　　一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废除清政府旧的教育体制,蔡元培主持国民政府教育改革,对清末学部教育宗旨予以修正,提出新的教育宗旨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实施作为“新学制”的“壬子?癸丑学制”,改学堂为学校,在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列音乐为必修课。当时,乐歌书大量刊行,关于辛亥革命和民国新风的歌曲广为传唱,在当时造成了新音乐启蒙的时代新风尚。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广为传播或者说是真正被接受,不是靠传教士的输入,而是中国的有识之士为改造中国,变法自强在文化教育上进行主动选择的结果。最初是通过学堂乐歌活动及相应的音乐启蒙教育开始的,这不仅使得西方的乐器及演奏法、记谱法和基本音乐理论知识逐步介绍进来,甚至直接引进外来歌调重新填词。更为重要的是,乐歌的广泛传唱,从文化心理上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传统的音乐审美听觉习惯与趣尚,在行为上产生了新的音乐活动方式,这预示着中国音乐的发展,开始进入新的文化转型期。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看,这一表面的挨打、实质上的主动选择文化现象,实际上已成为新的文化变迁的开端,这些意味着中国音乐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古代阶段的真正结束和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 　　学堂乐歌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898年。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就提出了废除八股、遍设学校的主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人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课。1907年起,“音乐”被列为女子师范学堂课程,此后几年间,新式学堂陆续开设了唱歌课,从而在普通学校中形成了一种学校音乐文化的雏形,即以教授形式歌曲和欧洲音乐常识为主要内容的音乐教育。这时新音乐的启蒙还体现在乐歌的译配、编创和社会性的音乐活动等方面。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译配、发表的《日尔曼祖国歌》3首,1903年曾志发表的五线谱与间谱对照的《练兵》、《游春》、《扬子江》等6首歌曲,可视为晚清新式歌曲译配、编创的先声。这一时期为新音乐教育而编写的论著,有曾志的《唱歌及教授法》(1903年)《教育音乐初步》(1904年)、《教育唱歌集》(1904年)等。中国留学生发起主办的“音乐讲习会”(1902年)、“亚雅音乐会”(1904年)、“国民音乐会”(1905年)等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会音乐教育活动。这一切对留日学生、中国侨民以及日后中国的新音乐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新音乐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创作、理论、出版都先起于东邻的日本,首先出现在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随着这些人的回国,国内学堂乐歌活动也提高到新的水平上。这些人中的曾志、沈心工、李叔同等,对学堂乐歌为中心的晚清新音乐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是新音乐启蒙初期的杰出音乐家。学堂乐歌的歌词、音乐创作方式等都与传统歌曲有许多不同。如文、白语言形式兼采的歌词,主要以外国(尤其是欧、日)歌曲音乐作为乐歌旋律的倾向都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歌曲的创作。通过乐歌的传唱和乐歌为主的学校音乐教育,向中国大众尤其是学生开始较系统地输入西方音乐知识,如传授简谱,介绍五线谱,确立集体歌唱的形式,开始新的歌曲创作等等。这一切都具有启蒙的意义。 　　 　　二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资产阶级改良派极力鼓吹维新变法,主张效法日本学习欧美的科学文明,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积极兴办各种新式的文化教育设施等。正如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所指出的:“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当时新式学堂像雨后春笋般地普遍建立起来。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出国留学,已形成社会的风气;学习西方,已成为时代的潮流。特别是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政府明令废除清政府的教育宗旨,改学堂为学校,并且在中小学和师范学校中列音乐为必修课。蔡元培还提出“以美育养成高尚之风,以完成国民之道德”的著名主张。这些措施和主张,对艺术教育和新音乐活动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这时,乐歌书大量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