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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雷铁腕和活力 　　施雷 　　施雷,男,42岁。1990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1993年获复旦大学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现任上海市经委直属的上海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并兼任上海复旦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获得长三角自主创新青年领军人物、上海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上海企业青年经济风云人物、上海市IT青年十大新锐、上海科技企业家创新奖、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发展十周年杰出贡献奖。2001年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2006年荣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2008年被选为“奥运火炬手”。 　　 　　 　　在中国IC行业,复旦微电子称得上是个商业传奇。1998年7月创立,2000年8月上市,这样的发展速度至今仍然是一个无人打破的“纪录”,而和这个“纪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名字――施雷。2002年,上海市和平眼科医院诞生在上海虹口区伊敏河路,7年以后的2009年,这家医院已入选由上海市卫生局主编的《东方名医名院录》,同这家医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依然还是那个名字――施雷。作为上海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施雷一直在做 　　“从无到有”的事情。 　　 　　外国人能做,为何中国人就不能做 　　 　　 　　1985年,后来被称为“复旦园里的蒋筑英”的叶仰林教授向复旦大学贷款100万元建起复旦大学专用集成电路与系统实验室,中国从美国拿到的第一套EDA软件的许可就是他购进来的。5年以后,施雷从中国科技大学管理专业毕业,又被学校推荐到了复旦大学攻读管理学硕士,由于在中科大的时候,施雷就对电子电路比较感兴趣,到复旦之后也就结交了一些攻读微电子的朋友,自然和集成电路实验室的人打成一片。1993年,复旦专用集成电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施雷则从复旦毕业,去了上海市农业投资公司,做起投资来。这个时候他发现复旦大学想出国的学生其实不用通过留学这条路,你只要到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行了,因为他的人才跟国际接轨,国外很乐意给实验室的人发签证,直接就让你出去了。到1998年底已经走了大概有三十几个人,一大半实验室的人都到美国去了。你看看这个悖论,就是做到国际水平,实验室的人就走光了 。 　　这点是令叶教授痛心疾首的,也是施雷不愿意看到的,出去的人中就有他的好友,他想不通,芯片设计外国人能做,为何中国人就不能做呢? 　　1994年,始终牵挂实验室的施雷正式与叶仰林教授谈了自己的思路,也就是通过企业化市场运营和资本运作,从水平越高,人员流失越厉害的悖论中走出来。两个人在这点上的想法非常接近,可惜第二年叶仰林去世了,这件事也就暂时搁浅了。 　　此后的几年,施雷还是念叨着实验室的事。1998年,施雷已是上海市商业投资公司直属的一个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理,重新与实验室谈起注资成立公司的事。施雷与实验室副主任俞军谈了5分钟,5分钟就达成了组建复旦微电子的意向。施雷一开始谈的是投资成立新公司,谈着谈着,施雷把自己搭了进去。 　　 　　 　　“杂货铺”的“铁腕掌柜的” 　　 　　公司成立了,最早的办公地点选在复旦大学里的一个50余平方米的小房间,旁边就是一个装修工地。人员扩充后,原来一个办公室容不下那么多人,复旦微电子陆续又租了两个办公房,一个在复旦的教学楼里,另一个则在别人的水房里。如今的施雷回忆起“水房办公这样说:“我不认为在水房办公就是艰苦,我当时还很得意,就好像年轻人穿奇装异服,很与众不同。我觉得我们现在做企业思路的误区特别多。比如一个企业到底需不需要很大的办公场地,很豪华的办公条件,包括很正规的环境?我认为都不需要。公司刚起来的时候,必须抓住几点:要尽快出产优质的产品,出产最优质的服务,而且使优质的服务能为用户认可,所有的重点都应该围着这几点做。我当时提出一个思路:我们要用做一个杂货铺小店的概念来做一家大企业。这听起来矛盾,但其实原则上管理一家杂货铺和管理一家大公司,有很多东西是共通的。” 这个“杂货铺”成了当时中国最小的股份有限公司,而施雷成了这个“杂货铺”的“铁腕掌柜的”。 　　一个智力不错的工程师被辞退了,因为他“发现没事情做”。做芯片测试的员工原来一天只能测试600片,结果被施雷掐着秒表做到了一天1500片。今天,当我们问施雷怎么看待当初人们给予他的“铁腕”称号时,施雷说:“我理想的好的环境是员工放开去做,一个目标定下来以后想尽办法去实现。你缺少资源就来求助,但最好的是你自己能够解决。这也能分出能力高下,同样不具备资源,你能找到资源,你就比较强,你就成功了。不过很多人忍受不了沉重的压力,忍受不了独立去做的感觉,我们希望这样一些有冲劲的能够做成事的人。我们要狼,不要羊。当然太多的羊,我们也不能完全清除,我们已经清除得太多了。每一次清除都会引发出动荡,让人觉得你无情无义。但是没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