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人画家职业化对绘画比德观的双重影响.docVIP

明清文人画家职业化对绘画比德观的双重影响 　　摘要：明清之后，文人更多关注生计问题，反应在绘画上就是文人画家开始职业化。宋元以来，文人学道之余以画为寄、自写心胸的文人创作传统如何与职业化、商业化的创作相互协调，“为我”的创作如何与“为他”的创作要求避免冲突？这成为文人画家内心的一种紧张，推动着文人绘画的变化，并对宋元以来日益成熟的绘画比德观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使其向两端分化，一是紧张的放弃，一是紧张的激化。 　　关键词:文人画家；职业化；比德；紧张；分化 　　中图分类号：J202文献标识码：A 　　 　　一、文人画家的职业化趋势与商业认同的紧张 　　 　　晚明以来，文人绘画领域董其昌式的“寄画于乐”成为一种主要的潮流了。如果我们稍把眼光放宽一点，就会发现，并不只是画家的精神思想及其绘画的形态发生了变化，而是中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 　　这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社会体制的。君与士紧张加剧。明清是中国君主集权专制的高峰时代。从明代开始，士人受到的管制是前所未有的，朱元璋时即颁刑法，禁止生员上书建言、纠党结社及妄刊文字等。[注：参见《明史?刑法志二》。]并有了专门针对文人思想言论的“文字狱”，因言获罪成了明清集权统治的一大恶疾。此外，帝王采用了严酷的刑罚，明代君主就可以随便当庭杖责士大夫，流放抄斩士大夫似乎家常便饭。官员的处境很不安定。另一方面是社会思潮的。由于教育的发展，文人阶层不断壮大，有限的科举功名之路却显得又窄又不好走，他们的出路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与思考。“到了明代，‘治生’在士阶层中已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注：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8页。]王阳明就很明确提出“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何妨于学？学何二于治生？”[注：参见《王阳明全集》卷三二（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1页。] 　　这样的变化是很深刻的，反应在道德观上，就是出现了新的转化。余英时先生在考察明清儒家思想变迁时发现，自王阳明之前的儒家，义与利基本上是不相容的，取义则不得利，反之亦然。[注：参见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王阳明之后的儒学，不再认为义、利是冲突而不可兼得的，转而采取了一种比较有弹性的方式来看待两者的关系。王阳明就认为“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这种观念最集中的体现应该就是四民之首的“士”与四民之末的“商”之间的互动融合。“弃儒就贾”在十六、十七世纪表现得最为活跃，许多士人开始不耻于言利了。“明代中叶以后，士与商之间已不易清楚地划界线了。[注：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8页。]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再来读解唐寅的一首诗时，除了有其个人不幸际遇的悲凉外，也透露了一些文人对商业行为新的观念：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种田。 　　闲来画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注：参见《唐伯虎轶事》卷二，见《唐伯虎全集》，中华书店，1985年版，第1－2页。] 　　唐寅这个大才子虽然自己不屑于从商也不愿意种田，但至少在内心已经承认以画卖钱是正当的，绝不是“人间造孽钱”。文人绘画直接进入商业买卖在沈周的时代就已经是非常发达的一项产业了。 　　沈周在世时画作就很值钱。祝允明在《沈石田先生杂言》中记载了“片缣朝出，午已见副本，有不十日到处有之，凡十余本者。”[注：参见祝允明《祝氏文集?沈石田先生杂言》。]上午才画的画，到了中午就有了仿制品，几天之后就到处可以看到，这可真称得上是盛况了。沈周对于绘画的态度也同样是很可玩味的。他为人慷慨好善，不论贤愚生疏，总尽可能有求必应，“或以问先生劝少止，先生曰，吾意亦有在耳，庸绘之人恳请者，岂欲为玩，为知者赏，为子孙藏邪？不过卖钱用。使吾书画易事，而有微助于彼，吾何足靳邪！吾不知古人曾尔否邪，可尚也哉。”[注：参见同上书。]这使得他常常应付不过来，“因求画者众，一手不能尽答，令弟子模写以塞之”。[注：参见《图绘宝鉴》卷六。] 　　他热爱绘画，但并没有把绘画神圣化，他知道许多人讨要他的画只是为了去卖钱也装着不知道，他不仅不生气，还帮着说话。能够利用绘画来改善生活，在沈周看来不仅很正当，而且他还不吝于用它来帮助别人的生活。文人画家开始有了比较成熟的职业意识了。只是这种意识常常还是得到文人心底不自觉的抵制。 　　晚明文人职业画家陈洪绶的经历也颇有代表性。他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早年聪慧，满腹经纶，又兼有很高的绘画天分。他热心仕途，却屡试不第，他曾从晚明大儒刘宗周游学，接触了一大批上层的志士，又亲见了仕途的残酷与黑暗。偏偏，他的绘画总是很受欢迎，他又不愿意人们只把他当画师看待。曾有一位督学欣赏他的画才欲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