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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思想与文化激荡之城 　　西风东渐，为改变中国提供思想资源 　　 　　在亚运会的城市形象宣传中，广州的历史、文化、思想是其中的重要“卖点”。就这方面来说，羊城确实曾经是思想与文化激荡之城，一点也不枉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 　　我们疏理一下广州文化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这座城市曾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一度是引领时代演进的新思想的发源地。 　　羊城从16世纪开始就与西方贸易，在香港开埠之前就已是繁华的华南经济重镇。源自广州的先进思想文化辐射全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但经历了历史的惊涛骇浪以后，广州往往又回归往常的低调。 　　广州由于处于中国偏远的南方，历史上习惯于一种非正统的地位，然而近代以来广州却充当了时代变革的关键角色。广州现在和未来依然应该当仁不让地担当领衔者的角色。今天的广州，是否应该从壮怀激烈的近现代史中审视自我，以获得文化张力的启示和信心呢? 　　广州是晚清中国最主要的对外通商口岸，西方医学首先从广州传入，1835年伯驾成立中国第一间西式医院眼科医局(后改名博济医院)；1859年嘉约翰接办博济医院和随后成立的博济医学校，培养出孙中山、康广仁等一批革命者、社会改良者和医生。那时，医院不仅是一个传授医学知识和技能的公共场所，同时还起到了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作用。例如，广州博济医院规定，凡是能够走动的病人，连同前来探访的友人和陪护的仆人，都要参加晨祷会和听讲福音。 　　西医东传引起的是一连串的反应和变革，是制度、技术、精神三个层次上的联动，广州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率先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广州作为两次鸦片战争的重要发生地，在战后很快成为一个开埠城市和东西汇流的地区，因而一大批具有西方色彩的教堂、医院、教会学校出现于广州各处。 　　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宗教与科学一起大规模进入广州。1836年美国人京威廉等一批传教士，获准在广州的街头传道，《晚清华洋录》记载：“他派发传单和中文圣经，不断招纳信徒，有些人甚至被培养成为牧师。他常站在离十三行半里左右的大新路和下九路的路口；而其他传教士则会聚集在大德路、一德路和下九路附近。有些外国传教士会说广东话，用广东话传教。有些索性用英语传教，由一个中国助手负责翻译。” 　　2001年，在孙中山副官张猛的遗孀潘景晴家中，发现两份1884年前后的广东实学馆英文试卷。该试卷是潘景晴的父亲潘应祺当年就读于广东实学馆时作答的英文试卷。詹天佑曾于1884至1888年间在该馆教习英文，是潘应祺的四位英文老师之一。这些试卷正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印制的，是当时“洋务运动”在广东蓬勃开展的一个重要见证。这说明中国人开始从语言着手，大量翻译书籍，深入了解西方思想文化，开始接触科学、民主观念。这为以后一系列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源。 　　 　　盛产影响时代的思想精英 　　 　　从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康梁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再到毛泽东发动农民运动，无不与广州(广东)有关联。变革的浪潮一浪接一浪，这些时代的弄潮儿改写了历史。 　　伦敦布道会马礼逊牧师到广州传教，译耶教圣经成华文，他的信徒散发一种传道书叫《劝世良言》。洪秀全到广州应试，无意中得《劝世良言》，称它为“天书”，深刻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历程。 　　康有为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创建万木草堂，聚徒讲学，讲授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他的《孔子改制考》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他和梁启超就是从这里筹划改良变法的蓝图。康有为还引导学生解放思想，阅读西方科学文化读物，开始重新认识世界。 　　梁启超在广州度过了最充实的青春时光，他如此回忆其广州生活：“粤秀山之麓，吾侪舞雩也，与先生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每游率以论文始……” 　　广州的黄埔军校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中国几代军事与政治精英尽出其中，包括国民党与共产党，被誉为“国共合作典范”。“黄埔精神”，堪称中华民族精神的华彩乐章。 　　1922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就是在农讲所讲课的讲稿。 　　1927年4月8日，当时在广州的鲁迅被邀请去黄埔军校作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在鲁迅演讲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国共终于分道扬镰。 　　1933年底，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在中山大学发表题为《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演说，从而引发1934年广州的中西文化论争。主政广州的旧军阀陈济棠鼓吹“复古”，1935年的广州城里弥漫着尊孔复古的气息。1935年1月，被视为新文化代表人物的胡适来到广州发表演说，重申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科学观念，反击广东军阀的守旧，坚决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