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化的焦虑与公共治理.docVIP

网络文化的焦虑与公共治理 　　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介融合与信息互渗的时代，网络不仅成为媒体融合的中介，而且正成为一个数字化互动的复合媒体。在新技术支撑体系下，网络与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新型媒体。在这一新媒体语境下，网络文化不仅成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网络社会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网络文化作为新媒体语境下的一个重要的媒介文化，成为网络社会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网络文化不仅成为网络新人的一种文化抵抗模式，也成为一个多元话语的共用空间和博弈平台，承担着推进民主、建构新型社会空间的功能。但是网络文化也表现出伦理失范、网络暴力等文化焦虑，因此，推动网络文化公共治理的现代转型，是规范网络文化的社会意义所在。 　　 　　文化抵抗与网络新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剧也匆匆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时代。大众文化作为商业社会的重要文化表征，其本身便是对传统主流文化的一种反抗。然而，当网络的崛起迅速取代了传统媒体的话语优势地位一跃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流媒介时，网络就成为今天大众文化栖居最为集中和重要的媒介。 　　网络进一步降低了人们进人文化的门槛，使文化由过去少数精英对民众的启蒙式教育变为由公众广泛参与的广场式文化。从网络恶搞开始，网络文化的叛逆现象愈演愈烈，反抗的领域也一步步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大众文化内部走向主流文化场域。从山寨明星、山寨电影、山寨百家讲坛，到山寨新闻联播，再到山寨春晚，甚至山寨中国。山寨文化是2008年初逐渐流行乃至泛滥的一种现象。山寨文化的流行从侧面体现了官方媒体的主流话语无法满足大众尤其是青年人的需要。无论是网络恶搞对原作的拆解，还是郭德纲的同行相轻、小沈阳的开黄腔、山寨文化中的滑稽模仿，其本质不过是对文化结构的一种反抗。 　　而网络恶搞、山寨文化、图文化等现象的出现，进一步表明了网络的草根性创新和群体的力量对于话语等级与话语秩序的颠覆与消解，也表明在当前的中国文化不再是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大众文化内部和主流文化的反抗过程中，网民逐渐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和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网络群体。网络文化领域作为一个多样性秩序共生的产物，孕育出了一种非占有的文化语境下的网络新人，它们成为解放文化的普遍诉求，成为一种自由和叛逆的文化象征和隐喻。博客、播客、掘客、晒客(与人分享的人)、换客(交换物品和服务的人)、淘客(网络淘宝的人)、拼客(AA制消费的人)、彩客(制作和发送彩信的人)等，都成为网络语境下的新型群体。 　　在这一虚拟的社会空间里，网络语言成为一种虚拟社群的语言，它不仅仅是一个交际工具或符号体系，而且是这一社群中的成员认识、阐释世界的一个意义体现和价值体系。从早期的“大侠／大虾”、“恐龙”、“斑猪”、“弓虽”，到90后的“火星文”、到今天的“?濉薄?“雷人”、“山寨”等，网络新人共同形成了一个“语言的记忆性社群”，无一不展示网络强大的造词功能和网络新人交往的亚文化特征。这一群体填平了文化――阶级关系和认同再生产中的断裂，既对主流文化表现出一个偏离，也在大众文化内部进行反抗。以反神话情绪和反主流文化姿态出现的网络新人，本身就是技术制造的一个神话，网络新人的文化反抗不过是对大众集体式身份困境的心理治疗。 　　 　　共用空间与话语博弈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网络媒体的功能转型，网络媒体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娱乐工具，而是逐渐介入到推进民主、建构新型社会空间等方面。虽然很多研究者将网络作为一种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但是这一源于哈贝马斯的概念其本质上必须具备主体性批判意识的私人和独立于国家权利的公民社会等重要因素，然而在目前的社会语境下实际上并不确切，因此，笔者更愿意将网络作为一种“共用空间”，一个多元文化话语共享的空间，不仅为各种文化提供了对话的场域，同时也为各种话语提供了一个博弈的平台。 　　网络媒体在面对重大事件时呈现为一个多媒体互动的共用空间。2007年的厦门PX事件是新媒体汇聚民意表达民意和影响公共决策的典型事件。厦门市民通过网络论坛、电子邮件、QQ群等各种方式，传播和讨论与其利益切身相关的PX项目，甚至市民通过短信、QQ群组、MSN和BBS等新媒体形式发起了一场散步式的“游行”活动，牛博网还进行了全程的现场报道。2008年的“华南虎事件”，从官方发布信息，到网友提出质疑，随后是各路媒体跟进，追问事情的真相，直到最后官方公布华南虎造假的结果，这个过程中可以说网络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华南虎事件”也彰显了网络媒体语境中话语权的回归以及网络话语共用空间的逐步成熟。2008年5月的“汶川地震”发生后，媒体利用网络的特性和优势，在信息传递和新闻播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