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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境下的政府信息发布.doc
网络语境下的政府信息发布
在Web2.0时代,原有传播模式的打破给政府信息发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政府不发声,网民群集而攻,嘲讽、责骂,不绝于耳;政府一出声,网民四处寻找证据、线索,继而否定、质疑政府行为。原来敞开“大门”并非灵丹妙药,已摒弃“捂新闻”理念的政府突然觉察到,自己越开放透明,被攻击指责的几率就越大。那么,在网络语境之下,政府应当何去何从?我们可以用及时性、主动性、解释力、开放性、情感力与价值标尺五个指标来考量政府的信息发布。
及时性与主动性
2009年7月1日,一条“靖边县县长助理与情人亲热被咬伤”的帖子在网上迅速传播,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在随后几天内,网上不仅出现了这位县长助理贾某和一位女教师的真实个人资料,关于该事件的描述越来越详细,还出现了多个不同的版本,直到网民把矛头从县长助理转向政府,靖边县政府才于7月6日在该县的政府网站上公开发布声明,强调该事件子虚乌有,是典型的恶意诽谤。靖边县政府通过网络公开辟谣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的做法值得政府借鉴。但是从事件爆发到谣言流行,再到事件的转向,靖边县政府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澄清信息,也没有主动回应网民的无端猜测,任由网民一步步地建构事实,使得议题从最开始的“真伪”,转变为“是非”,最后升级到“对错”。毫无疑问,“真伪”易辨,“是非”难陈,倘若靖边县政府能在帖子出现的第一时间进行主动澄清,事态就不会进一步恶化。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信息掩盖与隐瞒已经成为泡影,政府不知不觉地站到了网民的对立面上,却因此错过了夺取第一话语的机会。
事实上,政府仅仅做到及时、主动的发布信息是远远不够的,其还要能够引导网络舆论,发现潜在舆论,并迅速回应网民的疑问,具有快捷、准确的舆情搜集和判断能力。今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就石首事件发表评论指出,“面对突发群体性事件,政府和主流媒体仅仅发布信息还不够,还必须迅速了解和把握网上各种新型信息载体的脉搏,第一时间回应公众疑问”。在石首事件发生后的80个小时之内,一边是政府的新闻发布语焉不详,一边是网友发表评论、探寻真相。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时间里,体现政府立场的新闻稿只有3篇,而一个网站的贴吧中就出现了近500个相关主贴,在一些播客网站,网友自拍的视频不止一个。
谈到政府对网络言论的态度时,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认为,“放开言论,哪怕流言、批评乃至漫骂满天飞,执政者也至少可以得到诚实、自信、从善如流的赞誉。”在当下,网络对信息发布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掌握网络最新舆论,相应做出反应亦是题中之义。
解释力与开放性
政府在信息发布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困境:即使及时、主动地发布了相关信息,也不能赢得网民的信任。今年5月,“全国戒网专家”杨永信自创的“醒脑电击疗法”引起了广泛争议,虽然有网民表示这种疗法“生不如死”,但还是有近3000名青少年在家长的强制下接受治疗。据不完全统计,在百度“杨永信吧”的1万多个主题、8万多篇帖子中,有一半以上是在恶搞、咒骂杨永信和网戒中心,且言辞激烈,针对于此,卫生部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7月13日,卫生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就此事件发布紧急通知,指出电击疗法对治疗网瘾的安全性、有效性尚不明确。
社会舆论的走向最终由参与公共讨论的各方意见竞争所决定的,这就要求政府在网络信息发布中要提供具有足够解释力的文本,不仅要注重信息的丰富性、真实性,而且还要注意树立权威性,确保开放性。开放性使得寻求第三方话语同盟成为必然。事实上,多元话语体系的建立,有赖于精英专家学者的正言,公众层面的网络意见领袖表达。这里的网络意见领袖,可以是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行动者”,诸如自发参与调查事件的网民,他们在事件中往往更能和公众建立信任。
然而,政府在躲猫猫事件中,从前期蹩脚的解释,到后期仓促的权力下放,自始至终都未能提供一个具有解释力、权威性的文本。最初,政府公布的李荞明因“游戏致死”的说法让人无法信服,甚至有违常识。紧随其后,云南省委宣传部基于开放与透明建立起了“史上筹措时间最短的委员会”,由4名相关部门成员、3名媒体代表、8名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组成,主任和副主任均由网民担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委员会给出的调查报告遭到亿万网民的质疑、谩骂,连委员会的发起者云南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亦说自己作为一名普通网友对调查也觉得“不解渴”。虽然政府意在将此次政府信息发布的权利下放给网民,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史上最短”的特性使选出的网民代表不足以成为意见领袖,而且专家的缺位也同样使其遭受质疑。正如调查委员会给出的报告中说到,“从虚拟回到现实,却没有历史小说般美妙”。
事实上,具有解释力、开放性的文本输出既是身份的确认,也是掌握话语权的砝码。在民意沸腾的网络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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