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宗岱的审美批判个性：慎思明辨与诗性体悟.docVIP

论梁宗岱的审美批判个性：慎思明辨与诗性体悟 　　 [摘 要]梁宗岱的文艺批评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他的批评融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特点，既有慎思明辨的逻辑思维，又彰显诗人的直觉体悟。梁宗岱的批评不求科学客观的理论求证，而是在心凝形释中追索生命主体的超然自由，一种审美极境。 　　 [关键词]梁宗岱 审美批评 慎思明辨 诗性体悟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6-0149-05 　　 　　梁宗岱（1903―1983）留下的诗文译作，不以量论，而以质胜。他的评论文章以其“文情并茂，逻辑严明，见解独到”在30年代的批评界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其代表作《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共收入12篇批评文章。（其中有三篇瓦雷里的译作，有两篇是对瓦雷里、罗曼?罗兰的回忆性的散文）此外收入《梁宗岱文集》（香港天汉图书公司出版）第二集的还有《屈原》、《非复古与科学精神》以及《集外》中收入的七篇文章。在这些评论中，梁宗岱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来讨论某种“诗学”的范畴，对他所推崇的中西方经典作出评价，关注当代新诗的出路，总之是要建构一种“诗”应该如何的审美批评支点。在中国现代批评史上，20-30年代的主流批评方法是“走外线”。所谓“走外线”就是批评不从作家的作品着眼，而是专注于他的种族、环境和时代，法国19世纪的批评家泰纳的实证主义批评传入我国，也差不多给我国文坛和学术的这种考证所垄断。批评的结果往往是把手段看作目的，把初步的理解当作批评的终点。他则挑选了另一条路，“走内线”，直扣作家的作品。因为梁宗岱认为，一个作家之为作家，不在生平事迹，而完全在于他的作品。作品本身就是作者的心灵和个性的完全写照，从作家的作品中可以认识作者的人格、态度和信仰。因此，梁宗岱“走内线”的审美批评重在考察诗学的艺术价值。他在传统向现代转型、中西方文学创作方法交融汇通的前提下，确立诗学的审美批评支点，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也有指导意义。 　　目前，学界对梁宗岱的研究更多停留在他的“象征主义诗学”、“纯诗”理论的阐发上，而对他的审美批评方法与批评个性的研究不多，本文在对梁宗岱的诗学批评研究的基础上，主要针对他与朱光潜的争辩来揭示梁宗岱的审美批评方式及诗性美学。 　　 　　一、慎思明辨 　　 　　梁宗岱好辩，这一点学界闻名。“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起参加。若一面走路一面辩论，他这种姿势尤为显著：跟上他的脚步和跟上他的谈话速度一样不容易，辩论得越激烈，他走得越快，他尖声喊叫，他打手势，他踢腿。若在室内，也完全照样。”[1] 梁宗岱的一些辩文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比如1937年在南开大学写下的《从滥用名词说起》，主要针对朱光潜、李健吾等人文章的个别细节处引例不当或论理不严密展开批评，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梁宗岱的言辞有些过激，但那种“无私的”客观的批评态度，追求超脱与自由的批评氛围，在今天批评商业化的时代看来，尤显得难能可贵。 　　梁宗岱与很多的学人有过辩论：梁实秋、林徽因、徐志摩、朱光潜、李健吾、罗念生等，其中辩论最多的是与朱光潜。两人为“名词”、为“象征”、为“崇高”、为“直觉与表现”等争论不休。这里我们以《论崇高》为例，从中感受梁宗岱的批评个性及其阐发的诗美主张。与梁宗岱一样，朱光潜也是受中西文化浸染的人，不过性情方面，两人差异很大。朱光潜的生平经历不如梁宗岱那样富有传奇色彩，就个性而言，梁宗岱颇具自我意识，而朱光潜更近调和折衷。就学问来说，梁宗岱有过比较： 　　“朱先生是我的畏友，可是我们底意见永远是分歧的。五六年前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去年在北平同寓，吵架的机会更多了：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主义，为‘直觉即表现’……大抵光潜是专门的学者，无论哲学、文学、心理学，美学，都做过一番系统的研究；我却只是野狐禅，事事都爱涉猎，东鳞西爪，无一深造。光潜的对象是理论，是学问，因求理论的证实而研究文艺品；我底对象是创作，是文艺品，为要引证我对于创作和文艺品的理解而间或涉及理论。因此，我们在追求底途中虽然常有碰头的机会，而不同的态度和出发点，尤其是不同的基本个性，往往便引我们达到不同的结论。”[2] （P108） 　　朱光潜收在《文艺心理学》中的论文《刚性美与柔性美》，对中西审美现象形态分类讨论，其分类的目的就是要“在殊相中见出共相”，并从共相中揭示其美学的理论依据，并阐释其所引起的心理的、生理的反应。梁宗岱针对文章中一个西洋名词Sublime的翻译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同时也对作为理论家的朱光潜审美现象的分类及运用提出质疑，写下了《论崇高》一文。这篇文章从审美范畴术语的翻译、应用以及重新阐释等三个方面对朱光潜的文章提出质疑。 　　（1）范畴术语的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