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戏曲“新编”的现代意识与古典精神.docVIP

论戏曲“新编”的现代意识与古典精神 　　摘 要：本文以台北国光剧团的新编京剧《金锁记》和中国京剧院的新编京剧《曙色紫禁城》为具体的个案，从两剧的编演艺术实践出发，拟就其题材选择、形象塑造及舞台处理来分析戏曲“新编”的艺术思维的模式与艺术表现的得失；并进而在此基础上探讨现代文化语境中“新编”戏曲所应体现出的现代意识的呈现与古典精神的坚守诸问题，思考戏曲“新编”者的文化立场的选择、艺术品格的追求及其审美价值的取向。 　　关键词:戏曲艺术；《金锁记》；《曙色紫禁城》；新编；艺术创作；现代意识；古典精神 　　中图分类号：J80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民族民间的审美文化形式，戏曲在其艺术传承过程中，经常采用一种“新编”的方式将不同题材的生活故事呈现于舞台；特别是在20世纪以来“维新是尚”的时代风潮之下，戏曲“新编”剧目更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了①。然而，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戏曲的“新编”现象？戏曲“新编”的动因及价值何在？事实上，尽管“新编”情形多样、性质有别，但是，自清末民初的“戏曲改良”以来，“新编”更是趋于一种常态；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戏改”，在“三并举” ②的口号之下，实则更看重的仍是“现代戏”和“新编历史戏”；以至于从“大写十三年”到“革命样板戏”的出笼，“新编”更是压倒一切。现代戏一统天下，传统戏实际上已经被取消。至今，在历经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化的洗礼之后，戏曲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面貌来面对当下以至未来的观众？“新编”，似乎仍然是我们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一个不得不然的选择。 　　在这一点上，上世纪中叶以来海峡两岸的戏曲实践探索当中其实既有大致相近的历程，又有各自不同的经验和教训。而且，由于“新编”不仅涉及到戏曲编演的技巧，更主要的还事关创作者的主体立场、艺术姿态与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所以，在一种比较的视野中对大陆和台湾省的“新编”戏曲进行进一步的总结和阐发，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对此，近来大陆和台湾省的两部“新编”戏曲作品可以说就有着某种特殊的样本分析的价值。这两部“新编”作品之一便是台北国光剧团所编演的《金锁记》（王安祈、赵雪君编剧，李小平导演；2006年首演）。因为该剧是根据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怨女》的相关情节改编而成，不仅编演观念上大胆创新，而且在舞台呈现上更是精心打造，从而，使得这出京剧自2006年台北首演以来，好评如潮；此后又曾数度到大陆演出，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给不少先前并不熟悉京剧特别是不熟悉台湾本地区京剧现状的青年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则是由大陆国家京剧院2010年“新编”的《曙色紫禁城》（根据何冀平的话剧《德龄与慈禧》改编，毛俊辉导演）。《曙色紫禁城》的编演，秉承了“以艺见道”的传统，主要是通过德龄与慈禧这两个特殊女人的相遇，展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戏剧作品中的清宫秘史，也由此而揭示出中国传统如何直面现代的时代主流话语。 　　作为“新编”剧目，两者都是以传统京剧的形态来表现新的题材，显现出新的格调；而在诠释人生意义与展示价值诉求方面，两者更是殊途而同归。如果说两者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前者《金锁记》是“时装戏”、“现代戏”，后者《曙色紫禁城》就可属于“古装戏”、“新编历史戏”了。 　　故而，本文拟从对台北国光剧团的新编京剧《金锁记》和大陆中国京剧院的新编京剧《曙色紫禁城》分析入手，以两剧的编演实践为出发点，就其题材选择、形象塑造及舞台处理来分析戏曲“新编”的艺术思维的模式、艺术表现的成就与不足；并进而在此基础上揭示现代文化语境中作为一种传统艺术样式的戏曲编演所应有的现代意识与古典情怀，思考戏曲编演者的文化立场的选择、艺术品格的追求及其审美价值的取向，并进而认识所谓戏曲“新编”的根本原由及其得失。 　　二、戏曲“新编”：形式及其意味 　　事实上，戏曲的“新编”并不是始于当下，而是差不多与戏曲自身的历史一样悠长。且不用上溯到关汉卿、王实甫之“新编”《单刀会》、《西厢记》，洪升、孔尚任之“新编”《长生殿》、《桃花扇》，等等，单就19世纪末戏曲改良以来，“新编”也几乎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世纪性的戏曲创作现象。特别是在戏曲“现代化”的标榜之下，戏曲“新编”更是堂而皇之，风行一时。20世纪以来的“新编”戏曲，无论是时装还是古装，无论是现代题材，还是历史故事，事实上都是属于所谓戏曲“现代化”的一种实践和尝试。而所谓“现代化”，本质上也就是“现在化”。戏曲“现代化”，也就是需要在遵从传统的前提下为当下的观众所编演。所以，“新编”的戏曲作品并不止是限于表现现代生活的所谓“现代戏”③，也不仅仅属于技巧和样式的翻新，而是代表着创作者面对当下的一种姿态与立场，更主要地还是表现为面对当下观众的创作观念与意识的更新。而且，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