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原初之“恖”语文教育哲学基础的建构.pdfVIP

绪论：语文教育对哲学思考的呼唤 一、历史的回溯和现实的挑战 百余年来，我国的现代语文教育始终伴随社会改革的步伐坎坷而行。上个世 纪初叶，在欧风美雨的现代思潮影响下，语文作为新式学校中的一门学科而诞生。 随后科举废除，清帝退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取代文言的尊宠地位风靡全国。 学校里的语文课虽然保留了文言文作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但是白话文作为新思 潮的重要载体很快就获得了实质性的胜利。随后的几十年里，战乱频仍，其间虽 有读经的风潮不时兴起，但很快又被社会新潮流所淘洗。新中国成立后，“语文” 取代“国文”“国语”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崭新标志。新政权迫切需要学校教育 的配合，语文教育领域由此抹上了浓厚的政治化色彩，其间虽有汉语、文学分科 教学的改革实践，但不久便为政治形势所迫而夭折。60 年代，人们总结“大跃 进”的教训，语文教育界随之掀起了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大讨论，由于张志公等 先生的努力，国家教学大纲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基本工具”性质，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保证了语文教育的本然方向。接着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语文教育完全成为 服务于政治思想工作和阶级斗争的工具，偏离了它的正确方向。 新时期伊始，吕叔湘先生“一声惊雷”，痛批语文教育的少慢差费，引起人 们的强烈反响。随着 80 年代的思想解放，一股追求科学化的思潮很快影响到语 文教育，什么新三论、旧三论都被引进了理论中，各地的语文教学改革实验也蜂 拥而上。科学化的追求落实到教学技术上就表现为条分缕析的讲解和新的教育设 备的采用，基本知识的目标达成又促使所谓的“字、词、句、篇、语、修、逻、 文”的“八字宪法”被请了出来。90 年代初，对科学主义的警醒引发了语文性 质之争，80年代师范院校“语文教育学”课本中的“思想性”“工具性”的性质 划分逐渐淡化，“人文性”乘着文化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东风终于走出了 前台，与“工具性”成为新的性质认定。受语言学研究的影响，言语论者也加入 了论争之中。语文教育中沉积的问题不时泛起，《北京文学》三篇声讨文学教育 的文字很快便引发了世纪末的语文教育大讨论，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献言献策，对 语文教学的批判之声从此不绝于耳。十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冷静地审视当时的讨 论，不能不说是批判有余而建设不足。 外缘的专家学者的介入虽然推动了新世纪初的课程改革，但是随着改革的实 施而暴露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就往往是非此道中人则不易晓了。术业有专攻的文学 研究者总免不了有些隔膜，而专门研究语文教育的教育学者是少而又少，高校中 1 研究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专业学者大多出自文学院，由于他们往往缺乏相应的教 育学背景，也不大理会语文教育中的深层次理论问题。因此，语文教育理论的贫 乏就不足为怪了。虽然也有大量的关于语言的哲学论述被引进和移植，但总是停 留在表层的吸收上，而少了深层次方法论的借鉴和分析。更多的性质论争文字虽 然也涉及到了一些哲学性思考，但总是零星的。 对于这种情况，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童庆炳教授大概是最早明确提出对语 文教学作哲学思考的学者，在《语文教学改革的哲学思考》一文中，他提出语文 教学改革的哲学根基有认识论和存在论，需要认识论，但更需要存在论。李海林 教授也曾撰文指出语文教育研究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语文教育价值论的缺失， 使语文教育研究失去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也使语文教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处 在一种半漂浮状态；概念方法的缺失，缺乏真正有深度的理论研究；非逻辑的理 论体系，无法对语文教育做出整体的、本质的、逻辑的归纳和概括。在《语文教 育哲学二题》一文中，他从语文教育的基本矛盾出发，简要论述了语文教育哲学 的基本论题。潘庆玉教授则撰有《哲学空场与出场：语文教育研究的历史反思和 当下选择》，呼吁语文教育哲学走向系统的哲学思考与建设，并提出了用语言哲 学观照语文教育的新视角。周庆元教授在其《语文教育研究概论》一书的结尾部 分曾提出语文教学论科学化“继往开来三使命”，即把握语文学科的科学定位， 深化语文教育的哲学思考，完善语文教育的理论体系。显然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 不开对语文教育哲学基础的思考，周先生并撰有《承传与创新：语文教育改革的 哲学思考》一文，呼吁尽早建立语文教育哲学。以上几位学者对语文教育哲学的 明确意识和思考是十分可贵的，他们的研究是我们后来者进一步跋涉的基础。 总之，无论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理论的需要出发，语文教育都迫切需 要哲学思考，我们也只有勇于探索这一深层次问题，才能回应诸如全球化时代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