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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研究诞生的历史背景 　　各个国家的学者对媒介素养的内涵历来各持己见，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环境、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人口因素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别，媒介素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模式必然带有意识形态、地域文化、个体差异等方面特色和差别。 　　历史是了解现实的出发点，20世纪30代，媒介素养教育起源于英国，成长于加拿大、美国以及其他欧美发达国家。媒介素养教育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较为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大都集中在大众传播业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非洲(南非除外)和亚洲部分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则仍处于萌芽状态或尚未开始。[1]英国、 加拿大、 美国、 澳大利亚、 法国、 瑞典等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已发展到高级阶段。在这些国家中，媒介素养教育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受重视程度高，普及范围广，并在国家或地方的正规教育体系中取得稳固地位。其中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媒介素养教育堪称世界典范；美国在媒介素养教育方面被喻为“黑马”；因此本文将这四国纳入研究对象的范围。作为我国近邻的日本，其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虽然不如上述四国发达，却也具有特色；还有我国的台湾与香港，虽然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历史不长，仍然有值得大陆借鉴的地方。 　　 　　英国 　　 　　媒介素养教育研究首先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报业与电影的发展是媒介素养源起的主要原因。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20、30年代，是英国报业发展迅速的一个时期：报业集团急速增长，报纸销量大幅上扬，广告业发展迅速。随着购买力的增长，广告业把关注力投入到以数量取胜的劳动工人阶级，尤其是通俗报纸的“媚俗化”倾向严重，报业大亨对报刊的控制影响到当时报刊的整个价值观。[2]1930至1960年间的英国，电影成为主流媒体，电影中所呈现的影像，形成了大众文化，相对于英国传统的文化，这些大众文化显得粗俗，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伪文化，损害了文化传统、语言、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纯正和健康。于是当时报纸与电影被视为传统精英文化的终结者，为了捍卫传统文化，抵制大众文化的侵袭，许多学者主张通过培养公众对大众文化的辨识和抵制能力来保证英国文学的文化高级性，媒介素养教育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其目的就像是帮助学生打预防针，抵制媒体中传统价值观或道德标准被扭曲的大众文化。 　　这种批判性的思想自然有其自身的渊源。复旦学者黄旦认为：英国传播理论对于媒介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应该是如何总是有一个不安的考量，而这种思维方式和英国人经验主义的怀疑论的思想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晚期到30年代的英国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其最典型的信念就是，公共事务应该而且能够由那些聪明能干且大公无私的政府精英管理。当时的英国中产阶级积极参与到各种社会事务之中，他们的自信急剧膨胀。这种自信同样也体现在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效果之上，所以他们相信大众文化所具有的不良性质一旦被告知与揭露，学生们就能自觉地唾弃与鄙视。 　　 　　美国 　　 　　作为世界上传媒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却远落后于英国、澳大利亚甚至加拿大等其他国家，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起步。我们知道，培养理论的提出也是在这个时间，其提出的背景主要是美国的电视媒介发挥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50年代末，电视进入了86%的美国家庭，60年代，彩色电视迅速普及，电视占据了传播媒介的中心舞台。当时，美国民众普遍将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校园暴力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及现象的重要原因归咎于电视媒体的不良教化。与英国为了拯救传统高雅文化不同，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诉求在于如何解救青少年于电视媒介性与暴力的染缸。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缘于“内忧”。 　　 　　加拿大 　　 　　加拿大的媒介素养研究主要源于“外患”。加拿大的媒介素养教育可追溯至 20 世纪 60 年代，并在随后的20年间得到巨大发展，因为加拿大非常重视媒介素养教育。原因有三[3]：其一，抵制美国流行文化的渗入。美国与加拿大有着近千公里的国境线，加拿大的受众收看的电视节目60％是由美国制作，美国电视节目中暴力场面、性画面充斥着加拿大的电视荧屏，美国文化不断地侵蚀加拿大本土文化。其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运动。在上世纪60年代 ，多元文化主义在加拿大兴起。1971 年加拿大政府宣布多元文化主义为国家政策。为了使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以良性的态势持续发展，保护并维持各个族群及其文化间的微妙平衡，加拿大政府及社会各界始终在为建构一个反主流论述的话语空间而共同努力。由于媒体在族群文化认同以及社会群体归属的复杂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将媒介素养项目纳入教育范畴，便成为了加拿大政府的当然对策。其三，加拿大的媒介素养教育之所以能得到国民的普遍重视和积极参与，从而得以在短短 20 多年间飞速发展，达到可与该领域“元老”英国比肩的水平，与其深层的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