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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腺瘤及癌组织中缺氧诱导因子-1α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大肠腺瘤及癌组织中缺氧诱导因子-1α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为探讨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与大肠癌组织发生、 发展 的关系,作者用免疫组化SABC 法检测13例 正常大肠黏膜、26 例大肠腺瘤和50 例大肠癌组织中HIF-1α的表达,并探讨其与大肠癌患者年龄、肿瘤大小、分化程度、浸润转移等的联系。
1 资料与 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取资料完整的大肠腺瘤26例及腺癌50 例石蜡包埋标本,均经病理诊断。大肠腺癌50例中,男28例,女22例,年龄43~78 (57.9±9.2)岁,其中高分化17例、中分化24例、低分化9例,Dukes A 11例、B 11例、C 18例、D 10例。大肠腺瘤26例中,管状腺瘤10例、绒毛状腺瘤9例、管状-绒毛状腺瘤7例。所有患者术前均未接受化疗、放疗和免疫 治疗 。另取13例正常大肠组织石蜡包埋标本作对照。
1.2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SABC 法检测HIF-1α表达,染色步骤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染色前用微波进行抗原热修复10 min ,用PBS 代替一抗作空白对照,用正常羊血清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已知阳性切片作阳性对照。兔抗人HIF-1α多克隆抗体(工作浓度1100) 和SABC 免疫组化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公司 。
1.3 结果判定
HIF-1α蛋白以细胞胞质或胞核内有棕黄色细颗粒为阳性表达。按照zhong等[5]方法,于高倍镜下(X400)对每张切片随机选择5个视野,计数200个细胞/视野,共计1000个,阳性细胞数<1%为阴性(-),阳性细胞数1%~10%为弱阳性(+),10%~50%为中度阳性(),>50%为强阳性()。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12.0统计软件,采用χ2 检验或Fishers精确概率法,参数间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 分析 。
2 结果
2.1 HIF-1α在正常大肠组织、大肠腺瘤及癌组织中的表达
HIF-1α蛋白主要表达于胞浆,也有部分胞核表达(图1、2)。正常大肠组织中HIF-1α均为阴性表达,腺瘤阳性表达率为30.8%(8/26),癌组织阳性表达率为64.0%(32/50)。大肠癌组织中在肿瘤坏死明显的区域和肿瘤浸润的边缘阳性表达强。腺瘤HIF-1α阳性表达率高于正常组织(χ2 =7.483,P<0.05),腺癌HIF-1α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腺瘤(χ2 =8.546,P<0.01)。
2.2 HIF-1α表达与大肠癌临床病理关系
见表1。表1 HIF-1α表达与大肠癌临床病理特征联系(略)注:与<60岁年龄相比,P<0.05;与<3cm肿瘤比,△P<0.01;与高中分化程度比,P<0.01
肿瘤浸润至浆膜者HIF-1α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未浸润至浆膜者(74.36%与27.27%,χ2 = 6.339,P0.05)。伴淋巴结转移者HIF-1α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者(82.14%与40.91%,χ2 =9.091,P0.01)。HIF-1α阳性表达率随Dukes分期从A到D期逐渐增高,HIF-1α表达与Dukes分期相关(χ2=10.72,P<0.05)。HIF-1α表达与患者年龄、肿瘤大小、分化程度无显著相关性(P0.05)。
3 讨论
实体肿瘤广泛存在着缺氧微环境,这主要是由于肿瘤血管结构和功能异常、微循环障碍所致的氧供减少及肿瘤细胞快速增殖氧耗增加所致。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缺氧是肿瘤发生恶性转化甚至转移的始动因素。HIF-1α是介导细胞对缺氧微环境进行适应性反应的关键性转录调控因子[1]。HIF-1α激活后可以调节多种下游基因表达,对维持肿瘤细胞能量代谢,新生血管形成、促进肿瘤侵袭和转移起重要作用[2~4]。
大肠癌是我国位居第四位的常见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和病死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但其发生机制 目前 尚未完全明确。目前 研究 表明90%大肠癌起源于腺瘤,然而腺瘤如何癌变具体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观察了正常大肠组织腺瘤及不同分期大肠癌组织HIF-1α表达,结果显示,HIF-1α在正常大肠组织中无表达,在腺瘤中阳性表达率为30.8%,在癌组织中表达率为64.0%,三者之间表达率差异有显著性。HIF-1α表达水平在正常组织-腺瘤-腺癌中不断增高,这表明细胞缺氧出现在大肠癌变之前并持续到肿瘤 发展 的全过程,HIF-1α过表达可能是癌变过程中的早期事件。部分腺瘤高表达HIF-1α,而HIF-1α通过激活多种下游基因表达,在促进腺瘤癌变中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可以设想,在腺瘤癌变早期阶段使用HIF-1α特异性拮抗可能会阻止大肠腺瘤的恶变进程。本资料还观察到,肿瘤浸润浆膜,有淋巴结转移者HIF-1α阳性表达率高于未浸润浆膜及无淋巴结转移者,且随着Du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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