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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种田命题真伪之辨 　　现在人们普遍担心粮食安全，可粮食产量仍然九连增，但“谁来种田”的声音又不绝于耳。 　　谁来种田，主要反映了人们对农业生产状况的忧虑。这种忧虑性的陈述不是一个纯真纯假的命题。深入到原因分析，有很多真的部分；而从表现的悖论看，则有更多伪的成分。 　　谁来种田命题之伪及其真实原因，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我国城市化率刚过50%，农业却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显然与城市化率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相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农村和城市双向开放的必然趋势下，农民生产生活的条件和生存发展的参照体系已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城乡之间人地关系在短期内又未能达到有效均衡状态，城市精彩世界对农民吸引力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担心谁来种田很正常。 　　目前出现的农村空巢现象，只能说明农业生产呈现老龄化、妇女化、兼业化。当我们真正站在历史发展趋势上，特别是从人地关系和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看会发现：我们的忧虑过早且不当，农业从业人数的相对减少、农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份额相对减少，符合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趋势，对农业现代化发展也是有利的。城市吸引农村劳动力，消弭传统农业过密劳动状态是正常的，是由农民处于双栖摇摆的状况决定的。 　　二是，谁来种田问题的提出，在替城市忧还是替农村忧、替自己忧还是替农民忧的动机上，存在伪的成分。当真正站在农民的角度想，我们就不会刻意要求谁来种田，过分担心谁来种田。在人均不到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几亩的耕地约束下，农民在务农和务工之间进行人力和时间安排自有分寸。如果务农收入一直难以满足农民的生活开支，农民对农村和农业的离心倾向就不会停止，这种背景下，希望农民全身心投入农业，纯粹只是主观幻想和虚假道义。 　　三是，谁来种田的质问，只注意到“3860部队”（妇女和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的现状，而无视农民静悄悄的“革命”。当我们真正站在乡村田野上会发现，担心谁来种田显然是多余的。尽管土地对农民似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但农民并未完全抛弃土地。当前，农业生产总体上靠农民自身对农业的反哺来维持。进一步思考，我们还会发现，最为鲜活的变革在当下农村波潮暗涌，这就是分工式规模经营。 　　农民在非农化的过程中，追求农业生产简约化经营，人地关系发生了巧妙的组合：劳动投入减少，生产经营中技术含量高的资本投入增加，小农生产服务的外源性要素的需求增加，如：化肥、农药的需求依赖性强，一头连着农民一头连着市场的小商贩更是相当活跃。另外，小农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服务外包需求，细分到生产经营各个环节。 　　从耕田、植保到销售，各个生产经营环节都能以外包交易的方式完成。比如：犁田、插秧、收获，都可请人完成。当前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外包的势头非常强劲，这种服务模式是以不断放活农民为前提条件的，源自于小农生产需求的自然演变，同时也因为开放的条件维系了农业发展，是农民的理性选择。 　　小农生产服务需求的变化，带来了农业内部静悄悄的革命。首先，这种需求直接来自于小农自身的有效需求，很容易与有效供给对接起来；其次，这些需求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产生的，并且容易依托约束条件产生均衡的需求点；第三，需求的变化和实现方式，突破了农村制度瓶颈的局限，并会倒逼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 　　中国农民一直富有首创突围精神，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表现。公社时期，农民发明了许多“弱者的武器”，来消蚀公社僵化的体制，最典型的方式是消极怠工。最具积极意义的创举，是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家庭承包制的实施，随后农民创办乡村企业如雨后春笋，形成了非农经济的半壁江山。农民在发展农村的同时，也倒逼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变农村的同时，也改变了城市。 　　而今农民种田外包这一服务模式，是农民的又一创举，一是能比较好地解决当前人们担心“谁来种田、田如何种”的问题。二是通过小农分包和专业户的集中成交，农业生产上的“以小集大”和农产品销售上的“以小对大”，将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益集中体现出来。三是农业生产经营回归到市场交易中来，让人们真切地看到专业分工在当前小农生产方式下的灵活运用。四是有别于任何传统的组织形式，小农俨然成了“地主”，承包方成了真正的主人；农民创造的交易合约充分体现了组织的核心内涵，这种规模经营形式的效果不亚于土地集中的规模经营。五是有利于农村土地价值的升发，土地相值在各单个农户外包服务的聚集中通过各道环节交易价格的均衡体现出来，进而促进农村土地改革的深入推进。 　　综合起来可以说，“谁来种田”是一个不值得忧虑的问题。如果要继续关注这一问题，应担心其因而不是其果——要担心为什么农民不种田，不是担心谁没饭吃。 　　当然，“谁来种田”的质问，仍可以引发一些更加有意义的真问题。 　　一是某一问题在宏观层面上集中暴发前，如何从微观行为中发现苗头，这是政策制定者要特别考虑的。政策制定一定要着眼于微观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