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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从 “上海五国” 到上海   合作组织的制度设计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冷战结束后, 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地区安全合作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大亮 点。 其中, 中国积极推动并创建的上海合作组织、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以及 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机制备受瞩目, 这也是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 重要周边外交举措。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创设的第一个国际组织———第一 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主动积极推动建立的 地区性国际组织。 冷战结束后, 中国在对待周边地区安全合作具有不同的 ① 动因与态度, 上海合作组织则是典型的积极主动型。 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 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 中国的参与是上海合 作组织之所以能够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关键因素, 反过来说, 如果没有中 ② 国的参加, 上海合作组织也就不成其为上海合作组织了。” 具体来说, 中 国在政治上是上海合作组织最坚定的推动者; 中国在智力上是上海合作组 织最大的投入国; 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最大的资金提供国。③ 鉴于上海合作组织对中国的重要性,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上海合作组织 的研究不胜枚举, 然而, 就研究取向而言, 这些成果仍是政策动态分析多 于学术学理研究; 就研究议题而言, 大部分成果集中于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① 有学者将冷战后中国多边安全合作分为四种基本类型, 即慎重稳健型:1994—1995 年中国 参加东盟地区论坛; 慎重积极型:2003年中国参加六方会谈; 主动积极型:2001年中国创 建上海合作组织; 主动稳健型尚未出现。 见姜宅九 《中国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动因》, 《国 际政治科学》 2006年第1期, 第1—27页。 ② 赵华胜: 《中国的中亚外交》, 时事出版社,2008, 第410 页。 ③ 赵华胜: 《中国的中亚外交》, 第410—411 页。 —42 — 第三章  从 “上海五国” 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设计 过程、 组织的性质与功能描述, 以及未来发展走向与展望等时政追踪型分 ① 析。 现有研究成果缺少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分析, 而且没有提出系统的 学术研究问题, 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问题尚无人关注等。 鉴于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所具有的丰富学理与政策意义, 以及对现有研究的综述 与反思, 本章通过引入国际制度选择的交易成本模型来解释上海合作组织 的制度选择问题。 一般而言, 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过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1991—1995 年延续中苏边境谈判、 1996—1997年建立军事互信关系、 1998—2000年走向 ② 地区安全合作、 2000—2001年建立新型地区合作组织。 总体而言, 1996— 2001年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创立阶段, 而2001年以后则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机 制化与制度化阶段。 如果把上海合作组织看作国际制度, 我们会发现从 “上海五国” 机制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中, 各缔约国在彼此安全关系 中选择了不同的制度形式。 具体言之, 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选择形式包括 了从 “上海五国” 首脑会晤机制向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的演进过程。 从 2001年成立至今, 则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化和机制化进一步提高的阶段, 包括组织的法律地位、 机构设置等进一步完善。 也就是说, 中俄和中亚各 国在安全合作中的制度设计上经历了从首脑会晤机制向正式的地区安全合 作组织的转变 (见图3-1)。 图3-1  从 “上海五国” 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过程 基于这一转变过程, 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 即为什么 “上海五国” 会晤机制会演化为上海合作组织? 中国对制度形式的态度经历了哪些变化? 上海合作组织缔约国对制度形式的偏好有哪些不同? 为何会发生这些变化 或产生这些差异? 简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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