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如何归家？ ——读余虹的《艺术与归家》.docVIP

艺术如何归家？ ——读余虹的《艺术与归家》 追记：一年前的12月末，余虹兄嘱我为《 艺术 与归家》写书评；一年后的12月末，余虹兄已与我阴阳相隔，只有与他的遗作黯然相对。肖鹰，2007年12月22日。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 中国 文化借 经济 和技术全球化的 发展 强势，呈现出空前未有的繁荣。说它是一种空前未有的文化繁荣，是因为“创新”以分秒替换的速度和方生即死的更替制造出这种繁荣。这种繁荣给予我们的是一种一切都不缺少、而又一切都没留下的空泛的厌足感。当前中国文化好像一列高速飞旋的过山车，它把我们束缚在腾空的座位上领略“新世界”的奇观异景，却只在我们心中留下离心力产生的失重的空白。 因为这种失重的空白感，我们在内心深处就有一种归家的渴望。 现代 人是天生的无家可归者，归家是现代人最深沉的渴望，是他致死不可泯灭的乡愁。早在200多年前，德国 哲学 家谢林就在他的《艺术哲学》中哀怨地指出：“现代世界开始于人把自身从 自然 中分裂出来的时候。因为他不再拥有一个家园，无论如何他摆脱不了被遗弃的感觉。”[]而与谢林同 时代 的诺瓦利斯则说：“哲学就是乡愁——是无论何地要归家的渴望。”[]对这种现代性的无家可归感，过去长期处于禁闭状态的中国人是没有感觉的。在刚过去的20世纪一百年间，中国人的内心所渴望的是“走向世界”。只有进入21世纪之后，完成了由封闭体制走向“入世”的历程，从而存在于全球化的“在世”状态的时候，中国人才开始对现代性的乡愁有了切身的感受。 余虹的《艺术与归家》正是一部正视新世纪中国文化乡愁的扣题之作。作为一位身处当前文化繁华的人文学者，余虹对当前生存中的根本性的“离家”状况有深切的感触并且怀抱着探寻“归家之路”的使命感。在这部书的结尾，余虹说：“在家的人有福了，而现代人则是一群离家出走的漂泊者。正因为如此，现时代的诗与思都禀有一种天命或责任：引领人们归家。”[]这个结语明确地道出了余虹的心迹和写作这部书的初衷。 但是，在这部书中，余虹并有直接考察当前中国文化“离家”的现状，而是背离这个现状，返回到深刻 影响 了20世纪世界文化的三位欧洲哲学家的思想之中。余虹之所以要走这条“背离”的“归家之路”，是因为他认为“离家”的总根源就是作为西方现代性核心的人文精神。他说：“作为现代性之核心的人文精神，由反对和清除古代尤其是中世纪的各种迷信而演变成了人类独尊自大的精神，一种遗忘和漠视自然与神圣存在的精神，这真是人类的不幸！更不幸的是人们在人本主义的自恋中不仅看不到这一不幸，还将不幸当幸运来狂欢了，这就是现代 社会 致死的盲点与疾病。”[]诚如此言，“将不幸当幸运来狂欢”，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世界是如此，当前的中国社会不也是如此吗？具体讲，当前中国文化的“繁荣”，不正是“人类独尊自大的精神”支配下的“无限创新”的失重的“繁荣”吗？我称余虹此书为当前中国文化乡愁的扣题之作，根本在于它以“背离”实现了对中国文化“离家”现状的“进入”。 二 余虹选择的三位欧洲思想家是尼采、海德格尔、福柯。这三位思想家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坚决批判现代人本主义；第二，以古希腊为回归的“家园”原型；第三，以艺术为回归之道。当然，这三者更为根本的共同点是认为现代人没有居住在“应当”居住的“世界”中，即没有“在家”，而是处于“深渊”（海德格尔）、“兽栏”（尼采）、“监狱”（福柯），因此，突破现代性的处境，寻求回家之路，就成为最根本的哲学使命。对这些共同点，余虹心契如符，不过，他也看到了三者的归家之路和“家园”的深刻差异。“人应当居于期间的世界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天地人神和谐共在的自由关联或差异与亲密的中间，在尼采那里是由强健者所肯定的充满野性与毁灭之血腥的原野以及生命于痛苦中不断再生的梦与醉之乡，在福柯那里则径直是自杀与死亡的极乐之境。”[]这样概括三位思想家的精神旨归在学理上难免失于简略偏颇，但是，余虹的目的不在于学理，而是要从精神上完成他的进一步选择：他认为“尼采和福柯的思想在根本上乃是对现代性立足其上的权力关系的认同”，他们所追求的“家园”不过是颠倒的现代性的“主奴关系”或“权力关系”；与他们不同，海德格尔的思想“则以艰难的方式探索着一条彻底超越权力关系而走向自由关系的道路”。余虹认为，最基本的生存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神圣、人与他人的三大关系，正当的生存关系是非权力的自由关系，“归家”就是要回归到自由关系状态下的生存世界。因此，在三人中，余虹最终选择了海德格尔的“归家”之路。 海德格尔的“家园”是天地神人四方共建的诗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天、地、神、人，每一方的“成己发生”（自我实现）都是对另外三方的呼唤和承担，它们依据“命运”的召唤前来相聚。“命运”决定了四方的本原性关联，而“相聚”则构成了一个没有中心的平等的“中间”。这个世界的诗意，是由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