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女性写作的多元化趋向.doc

新世纪女性写作的多元化趋向 新世纪女性写作的多元化趋向 摘 要：二十一世纪的女性写作，在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将视野投向广阔的社会历史与现实，对女性的命运进行理性的反思，形成了多元化写作趋向，为新世纪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开启新的序幕。 　　 关键词：女性写作；当代文学；新世纪；多元化 　　 　　 二十一世纪初的女性写作在中国文坛可谓蔚为大观，女性作家不仅以其绝对强势占据了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更以丰硕的创作实绩为中国现代论文联盟Www.LW女性写作开启了一个新的序幕。我们可以看到从三十年代出生到八十年代出生的五代女性作家在文学期刊、报纸副刊、网络博客上活跃，看到上世纪末从勃兴走到困境的女性主义作家们开始以冷静的观察和思索对自我和女性命运进行深沉的反思，走出幽闭与自恋的低迷状态，将视野投向广阔的社会现实，从立体、多元的角度刻画女性形象，以多元化的书写探索女性写作的新出路。 　　 一、重塑时代历史 　　 在上世纪末到处张扬性别意识、分享私密体验的热闹与喧嚣中，张洁、铁凝等作家始终坚持从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现实处境等各个角度全方位关注女性的生存处境与生命本体，提供了较为厚重的文学作品。新世纪初，她们在民族国家的历史框架下书写个人史，笔触延伸到家族的浮沉，执着地建构起女性视野下的时代历史，不仅在苦难叙事中凸显女性生命个体的内在精神价值，更对民族兴亡、对人类命运深切关注。 　　 长篇小说《无字》是张洁历时十二载，潜心撰著的凝重恢弘、空灵隽永的长篇力作，小说以女作家吴为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讲述了她及其家族几代女性的婚姻故事，描绘了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中各色人等的与世浮沉、坎坷人生，展现了中国近百年间的风云际会，对二十世纪的中国进行了独特的记录与审视，写出了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挣扎、怯懦与虚荣。 　　 铁凝突破自己一贯对女性独特的关注和细腻的写作风格，花了六年时间写成长篇小说《笨花》，以全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史诗般地呈现了冀中平原上许许多多普通村子中的一个笨花村在清末到抗战结束近一个多世纪里的变迁，讲述了一位民间英雄向喜及其家族的历史。在这部小说中，铁凝塑造了很多男性形象，改变了铁凝以往以女性形象为主、拆解男性历史的特点，从强调性别意识转向人性的美的抒写。 　　 严歌苓的《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蒋韵的《我的内陆》、项小米的《英雄无语》、迟子建的《伪满洲国》等长篇巨制，均以文学形式重塑历史中的女性和女性的历史。批评家王春林认为：以艺术的方式总体性地把握表现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社会生活，较之于以艺术的方式把握相对纯粹的女性世界，要更加艰难复杂得多。［1］这些女性作家对历史场景的书写显示出了自己的成熟与力度，笔下女性的故事与命运既呈现于家国之内，又彰显于家国之外，她们穿梭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历史场景中，还原掩埋在历史尘埃中的复杂人性和丰富心灵。 　　 二、关注日常生活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和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极大改善，追求日常生活的质量正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关照当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以感性经验取代超验成为文学审美的重要方式。女性作家将审美视野投向了平凡而伟大的日常生活，对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各个层面间的生命价值进行重新审视。 　　 新写实主义作家代表的池莉在长篇小说《所以》里讲述了一个女人成长的生命历程和三次失败婚姻的故事，以女人视角表达城市生活的感悟和痛楚，启示人在城市中如何智慧生存。小说以主人公叶紫由无知的少女到忧虑的大学生、到为人之妻母、最后又走出生活困境的生命历程以及三次失败的婚姻为主线，折射出时代的发展变化，揭示了城市人的生存状况以及所遭遇的挫折与困惑。 　　 王安忆是颇为温情的当代女作家，但她在《上种红菱下种藕》、《富萍》、《逃之夭夭》、《月色撩 人》中一次又一次以冷静而智慧、细腻而审慎的叙述，生动地呈现日常生活对于普通人的生存的重要性。以往王安忆小说中充满小资情调的女人被质朴而健壮、困顿而坚强的社会底层的平民女性取代，如《上种红菱下种藕》的秧宝宝、《富萍》的小保姆、《逃之夭论文联盟Www.LW夭》的郁小秋等。这些女性无一例外地传达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平民意识，在最贴近大多数的群体生活真相的描述中展现了一种生活审美和性格审美以及生命理念的再造。[2] 　　 此外，迟子建的《第三地》、王秀梅的《水饺里的钥匙》、东紫的《春茶》、魏微的《异乡》、残雪的《单身女人琐事纪实》、六六的《王贵与安娜》、《双面胶》、《蜗居》等文本以不同的叙事方式，表现了普通人、边缘人、卑贱者在当下现实生活的生存状态。女作家们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这种转型凸显了个人价值、欲望的合理性，使文学叙事获得一种深度的解放，她们在描写人世苦难与人性浊流的同时也在传达着美好。 　　 三、关怀乡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