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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褚时健”：小众a意 年销1亿 　　与“褚时健”三个字的如雷贯耳相比，重庆的何裕华对公众而言，则显得名不见经传。巧合的是，两人却在外形轮廓、身高皮肤、言行举止方面，颇有相似之处。 　　更巧的是，褚时健让一座濒临破产的工厂起死回生，开创了红塔山奇迹；何裕华也让一家摇摇欲坠的皮革厂转危为安，运筹帷幄之中靠“床上功夫”，把小众的牛皮凉席做成大气候：年销一个亿，一举占据着重庆90%、全国50%以上的生意，将与“红塔山”仅一字之差的塔山缔造成行业冠军。 　　这一切，何裕华用了23年。 　　大浪淘沙 　　有人在门里轻歌曼舞，有人在门外长歌当哭。 　　多年后的今天，何裕华坐在宽敞办公室里，回想到过去，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的激荡而不安。 　　一首春天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掀起下海潮。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么一句俚语：“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修大脑的不如剃光头的”，市场的骚动和热烈可见一斑。 　　何裕华的老乡，中国第一个“首富”，在万州的牟其中自“罐头换飞机”一战成名后，就一直在全国飞来飞去，宣布了一个又一个的惊人项目。 　　在祖国的西南边陲云南，褚时健把当年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打造成后来亚洲最大的卷烟厂，红塔山集团。 　　而硬币的另一面，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举步维艰。从“家养”到“放养”，他们竟然像脱离体制“襁褓”的婴儿，面对外面的世界，可以说是无从适从、趟水过河。 　　很不幸，与赫赫有名的红塔山只有一字之差的重庆企业，塔山皮革厂，也被卷入这场无妄风波。 　　这是一家位于重庆江北溉澜溪，主要从事皮革加工的乡镇集体企业，属于四川省批准的，允许纳入国家的计划经济范围内生产皮革资格的8家企业之一。工厂在上世纪 80年代的主要业务是把生皮加工成熟皮后，再销售给其他工厂进行深加工。塔山皮革厂最辉煌的时候，曾给上海一家企业做配套，而上海这家企业主要是给公安部供应牛皮皮带。 　　原本塔山有一定的生存能力。直到国家全面提倡国企改革，将计划经济砍掉，这家企业一击即溃：一是国家财政补贴的缩水，塔山制作一张皮的补贴，从14.7元降到10.5元，再降到8元；二是税制改革，增值税被纳入缴税范畴。 　　这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它7家企业纷纷破产垮掉，只有塔山成为一家欠债300万、销量萎缩、垂死挣扎的破厂。 　　从员工到销售科长，何裕华见证塔山的辉煌，又跟随塔山走向衰落。 　　就在这年，他接了这个棘手活――被推举为塔山皮革厂的厂长。然而，等待他的只是一个烫手芋头。 　　一念兴厂 　　那年何裕华40岁，不惑之年，轨迹突变，怎能不惑！ 　　一上来，迎接他的就是16张员工离职报告。工人们8点来工厂溜一圈，10点时早已散去，大院里扔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 　　更糟糕的是财政问题。当时皮革厂亏空了300万。换在北京，如果一天看三场故事片电影（1元/场），够看3043年了。 　　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工人开工资，还是以私人的名义借来的5万元。 　　“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何裕华借用当时风靡一时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里的话来说。 　　尽管他以身作则，将国有企业当作自己的企业去经营。但由于塔山皮革厂的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资不抵债，下游厂家需求不旺，企业在过后的三年，并没有转危为安。 　　1992年到1994年，塔山经历了最煎熬的三年困难期，何裕华随之也步入人生的低谷。他甚至想过放弃。 　　94年底，他秘密地筹划着一场“散伙饭”。当时，从朝天门乘船到三峡游玩的船票是30元，何裕华用工会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资金，召集40多名员工集体去游玩一圈，打算回去就宣布破产。 　　站在三峡岸边，何裕华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闷烟，心事重重，对秀丽山川、大好河山置若罔闻。“难道真的熬不过去了吗？”他自言自语地嘀咕着，很不心甘。 　　三峡归来，原先计划好的宣告破产的想法没有发生，何裕华坚持了下来。只不过企业日日危如卵累。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一日，他去逛街，偶然间在重百百货看见平铺在床上展示的牛皮凉席，做工很粗，价格不菲，一床就要卖400元，萌生做牛皮席的念头。 　　当然，决策不能靠拍脑袋，他分析：“虽然有一些小厂开始生产牛皮席，但数量上寥寥无几，而且做工粗糙，价格昂贵，只能说小荷才露尖尖角。当时牛皮席市场几乎一片空白，没有真正有知名度的产品，更没有真正形成的品牌，缺乏真正的领导者。” 　　“长江一带盘踞着三大火炉城市，即使100个家庭中只有1家买，市场也不可估量啊！”他掂量着，喜出望外。牛皮席显然归于小众市场，却是一块令人垂涎的大蛋糕。 　　他的想法很快传到某些高管的耳边。有些高管提出异议，甚至反对：“干了十多年的猪皮，现要做牛皮，既无资金，也无技术。何况牛皮产品价格这么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