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业税与增值税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doc

营业税和增值税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 　　摘要：“营改增”政策已经在全国得到了推广，但其对地方生产总值的作用尚未得到验证。以1996―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本文通过对营增比与GDP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考察了“营改增”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其一，“营改增”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二，“营改增”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存在差异；其三，“营改增”对具有不同产业结构的省份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营改增” 经济增长 营业税 增值税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2年起至今，“营改增”经历了由上海试点到全国推广，由部分行业扩展到全部服务业。自2016年5月1日起，中国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试点。但是各个省份的情况各异，不同的服务行业所面临的税收情况差异较大，使得“营改增”效果仍然难以确定。在这种情境下，需要从深层次考虑“营改增”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效果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在现阶段，由于“营改增”在全国推广的时间较短，还无法详细说明“营改增”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汤蕴懿和闫强，2014）。因此，利用历史数据，厘清增值税和营业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对论证“营改增”政策的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营改增”政策的顺利实施和改进也尤为重要。并且，“营改增”之后地方和中央在增值税的归属上的问题是否会影响地方的财政收入，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如何？尚未有学者进行系统解答。鉴于此，本文着重解决两个问题：其一，“营改增”对地方经济增长有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二，“营改增”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或是具有什么特征的省份会受益于”营改增” 二、已有研究评述 在我国，针对“营改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营改增”的可行性及其经济影响。在2012年“营改增”政策试点之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税负结构的存在的问题上，虽然税负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尚无定论，如有学者认为税负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高（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汤蕴懿和闫强，2014）。而马拴友（2001） 、李永友（2004）、郭庆旺和吕冰洋（2004）、刘军（2006）、何茵和沈明高（2009）、李涛等（2011）的研究却发现我国税收与经济增长表现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减税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行政策。但税收结构中营业税和增值税并存的弊端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如重复征税、限制第三产业发展、削弱我国产品和劳务的国际竞争力等（贾康和施文泼，2010；刘中虎，2013）。因此，营业税和增值税改革势在必行 所以后续的研究不再关注“营改增”的可行性考证，而转向对“营改增”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研究。就“营改增”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而言，安体富（2013）认为“营改增”在短期内会减少政府财政收人，而在长期则可以通过扩大税基和税源，缓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寇明风（2014）认为“营改增”会减少地方税收收入，加大地方财政压力。许梦博等（2016）则通过构建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短期来看，“营改增”会减少财政收入，而长期来看，改革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周彬和杜两省（2016）认为“营改增”后地方财政收入减少不等于全国财政收入减少，试点阶段短期内“营改增”对全国财政收入甚至有增加的效果，由于营改增后地方税收失去营业税主体税种，中央应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注重建立激励相容的财税体制，适当提高地方政府分成比例，并且调整后的分税制应该继续保持一定的弹性，不宜采取全国“一刀切”模式。除此之外，还有研究关注于营改增对公共债务等的影响（张晓娣，2015） 在“营改增”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方面，周克清和毛锐（2014）认为“营改增”可以提高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地位，从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葛玉御等（2015）认为“营改增”提高了包括城乡在内所有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了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也缩小了城市与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但“营改增”扩围对城市家庭的收入分配效应大于农村。孙正和李学军（2015）的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试点改变了既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部门所得份额下降，企业、居民部门所得份额提高 在企业层面，现有文献关注与企业进出口、劳动分工、税负等多种视角，如王艺明等（2016）认为“营改增”对进出口的影响可分为“增/减税效应”、“税负转嫁效应”以及“进项税抵扣效应”，而总效应的正负取决于试点后试点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企业或小规模纳税企业的比例，以及其试点企业的税负转嫁能力；陈钊和王?D（2016）认为“营改增”改革促进了专业化分工，但在不同行业“营改增”带来的后果存在显著差异；还有一部分学者研究了“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