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磐风雨里少年鲁迅.docVIP

如磐风雨里的少年鲁迅 　　在现代中国，鲁迅作为观念和学术形态的存在，早已是连篇累牍，卷帙浩瀚；但作为艺术和审美形态的存在，却始终凤毛麟角，颇为罕见。如果说在影视天地里，近年来终于有了濮存昕、孙维民创造的鲁迅形象，那么在文学领域，鲁迅的风神气质、音容笑貌依旧几近空白。此种状况之所以出现，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作家的浮躁或慵懒，其中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不能不是：以经典的、信史的态度，塑造鲁迅的文学形象，委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里且不说要把鲁迅这样一位基本在案头度过了一生的文学大师，转化为动态立体的人物形象，需要作家付出多少超常的、格外的精思与才情；即使单就写作者的资质而言，便必须是集作家和学者于一身。即一方面要像作家那样，善于营造细节，设置场景，渲染气氛，驾驭形象；另一方面又要像学者那样，能够了解史实，掌握材料，明辨真伪，揭示意义。而这对于绝大多数写作者来说，常常属于可望而不可即。正因为如此，当我获知一向钟情于文学创作，同时又长期从事鲁迅研究且硕果累累的张梦阳先生，正全力撰写关于鲁迅的长篇传记小说“苦魂三部曲”时，遂有一种欣慰之情浮上心头――鲁迅的文学形象终于有了足以胜任的塑造者；及至读了作家的“苦魂三部曲”之一《鲁迅传2012年1月初版），我的内心于由衷的欣悦之外竟又增添了热切的激赏：这部作品虽然只是描写主人公早年由“小康”到“困顿”，再到“走异路，逃异地”的成长经历与生活场景，但立意高远，文思缜密，匠心独到，其若干富有创意的审美追求和堪称个性化、陌生化的艺术描写，不仅成功地展现了青少年时代的鲁迅，而且为塑造完整的鲁迅形象拓展了通道，积累了经验。换句话说，一部《鲁迅传“苦魂三部曲”的持续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翻开《鲁迅传“成长史”的长篇作品，并没有严格按照自然时序，对鲁迅由少年到青年的生活经历做年轮式的跟踪和历数，而是自觉截取1893（清光绪十九年）至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即鲁迅十二岁到二十岁这八年多的生活情景，作为基本叙事进程，加以重点演绎和描绘，同时运用巧妙的回忆和适时的倒叙，交代鲁迅童年的一些重要情景。作家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和调度，乍一看来，仿佛只是遵循了文学写作的基本伦理，即合理使用艺术笔墨，有重点而又讲效果地表现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和成长岁月；但仔细品味，则不难发现，它实际上包含了作家更加深邃也更见绵密的艺术思考。如众所知，1893年秋天，原本生活安逸的少年鲁迅，突然遭遇惊天大事：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关入杭州府狱，并由此引发父亲功名被革、生病去世，直至家庭急剧败落等连续性灾变。这一番突发性事件对鲁迅一生造成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关于这点，鲁迅后来在广州回答青年学生的提问时，曾做过这样的表述：“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李泽厚亦认为：“鲁迅的多疑可能与他从小康落入贫困等人生经历有关，他看透了人情世俗的虚伪，从中可见世人的真面目，从而怀疑一切被称为美好的东西。”这就是说，家庭的衰败、境遇的逆转与鲁迅思想感情的变化，直至最终成为民族根性的反思者与社会制度的批判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鲁迅传“惊天大事”，实际上就是将少年鲁迅精神成长的背景、条件与过程，一起推向了前台，使其成为贯穿整部作品的一条主线。而接下来，作家写鲁迅和周作人被送到皇甫庄舅父家避难，被恶邻称作“讨饭胚”、“叫花子”；写鲁迅小小年纪就挑起家庭重担，奔走于当铺和药房，受尽白眼与侮辱；写他在台门里遭受势利族人的无端歧视和蓄意欺负；写他目睹的扭曲畸形的世相百态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变局；当然，也写他的苦闷与醒悟，思考与追寻。所有这些，都是对这一主线的准确勾勒和精心描摹。它们穷形尽相而又入木三分，层层皴染而又步步递进，最终把少年鲁迅在逆境中酿就“苦魂”的心路历程，亦即作品预设的基本主题，生动鲜活，极富质感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显然与梦阳确立的以上主题和主线相关，《鲁迅传设计上，亦使用了属于作家自己的方式与策略。这就是：从突出和强化少年鲁迅心灵世界与精神成长的宗旨出发，有意淡化经向的情节链条和故事特征，而在保持大致的生命向度和时间脉络的基础上，着力做纬向的笔墨拓展和散点透视，以此形成富有开放性和写意性的叙事空间。你看：全书的各个章节虽有既定的意脉和人物相连，但其各自聚焦的场景和讲述的内容，却大都是一个个相对独立，自成格局的单元。具体来说，序幕“绍兴古街”，先从宏观上勾勒作品锁定的地域风貌，同时先声夺人，爆出周福清的大案。接下来的十九章正文及尾声，则分别围绕“三味书屋”、“周家新台门”、“乌篷船”、“皇甫庄”、“杭州狱府”、“娱园”、“东昌坊口”等一系列特定时空，展开一种具有跳跃性和辐射性的描写，从而将少年鲁迅置于一个多维多变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