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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辨析 　　摘 要 中国古代究竟是否存在自然法思想，长久以来一直众说纷纭。本文从两派观点入手，着重于剖析自然法的真正精神而不希望拘泥于单纯的文字定义上，希望以自然法之原则能够真正促进中国法哲学之发展 关键词 自然法 礼 法理学 作者简介：杨宛颖，天津市杨村第一中学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143 中国古代有自然法之说，肇始于梁启超在光绪三十年发表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其提出“夫既以均平中正、固定不变为法之本质，然则此均平中正、固定不变者，于何见之？于何求之！是非认有所谓自然法者不可。而儒家则其最崇信自然法者也。”“既有自然法，则自然法必先于人定法。”梁启超不仅认为中国古代有自然法，更进一步阐述古代中国之自然法有儒家自然法、道家自然法、墨家自然法的区分。无独有偶，李约瑟在《科学发展史》中也认为“中国肯定有一种自然法即圣王和百姓所一贯接受的那套习俗，也即是儒家所说的礼。”又说：“但是在中国，由于自然法从来都不被认为是法，而是取了一个社交的名称礼，所以在中国社会要比欧洲的自然法重要的多。” 我们抛开自然法具体的定义，仅仅从外观上来看，古代中国诸子的思想都具有自然法的形态。荀子提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非礼，是无法也” 。那个不毁乡校、铸造刑鼎的子产也以为“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墨子提出了“天志”的观点，即“兼相爱，交相利” ，所谓“兼即仁矣” ，“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至于老子开创的道家思想则是被无数学者反复引用的“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并不是说道要遵从自然，倘若如此理解的话似乎觉得道家认为的最高准则是“自然”。其实自然者，自然而然也，意即道是自然而然，以己为法的，因此道家的最高准则便是道，道就是自然 近年来，宣称中国古代无自然法的声音尘嚣甚上，《儒家法思想通论》的作者俞荣根等人认为虽然古代中国存在一种理想法、应然法的追求，但这种追求的表达方式“道”、“天理”并非西方自然法的价值论和思维方式，因而古代中国的道家之法、墨家之法和儒家之法都不是自然法。既然如此，为了阐明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自然法的定义或者是显著特征，也就是什么样的思想才能称之为自然法 先前所列举的儒道墨三家的言论仅仅从言辞上看十分接近西方自然法的表述，但是反对者以为，中国古代法思想与西方自然法有本质不同。儒家的法思想是以礼为指导的，儒家法是典型的义务本位，试图用伦理纲常的义务准则来规范人的行为，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处处以礼作为依据，而西方自然法则更多是权利本位的，目的是为了对抗或者限制实在法对人权利的迫害，除此之外一般不会进入实体应用中。西方的自然法是一种先验的概念，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一种“自然正义”、“上帝之法”、“绝对理性”，也因此是不证自明的，不同时期的西方自然法学家或许将自然法定义为不同的内涵，但是无一不是宣称自然法是永恒的、绝对的、无需验证的真理。而中国古代无论是儒家理学所说的“天道”还是道家的“道”都是经验的概念，这是古代中国思想重内省缺思辨所致。从哲学基础上分析，中国古代法思想是天人合一的一元论哲学，自然之法和人世之法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天理国法并行不悖。而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则是天人分离的二元论哲学，自然法和实在法始终存在各种矛盾冲突，只有符合自然法的人定法才是有效的，人类具有独立于天的自我意识 反对中国古代自然法存在的学者们宁可将中国古代法思想许以一个别扭的名称“法自然”。他们从哲学基础的差异、本质理性与否、理想法和实在法是否二分三个方面否定了中国古代法思想具有自然法的性质。事实上对此作出批判辩驳者甚众，甚至两派针锋相对，一方名为“中国古代无自然法评议”，另一方则名为“中国古代有自然法评议”，诸多文献著作族繁不及备载。然而要澄清中国古代究竟有无自然法思想，实则不必如此纷扰，只需要厘清究竟什么才是自然法的真正要件，也就说无论中西方法思想，符合什么特点才可称之为自然法 自然法的特征很多，普遍认为其具有最高性、普遍性和永恒不变性的特征。当然，一些学说认为“真正的自然法”还应当具有特定的历史人文因素、理性及严格的二元对立，也就是离开了西方自然法哲学的那套价值判断，便无所谓自然法。那么何为西方自然法哲学的价值呢？一般而言应当是指天赋人权、理性至上、个人主义，部分学者认为舍此几无自然法。由于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和西方各自有一套不同的文化语境以及法学思想，倘若在文明相对隔绝的时代苛求中国能够和西方产生完全类似的法理学，这恐怕才是文明之大谬吧。人类不同群体之文明各具特色，虽然发展速度有所不同，但并不存在优劣之分，中西方法学思想中是有着共通之处的。我们在此摒弃那种狭隘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