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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教育的价值与实现 　　在实际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们认为，简单地责难或贬低惩罚教育的应有意义，不仅背离了惩罚教育的初衷，而且难以达成立德树人的育人目的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纵深挺进以及以人为本教育思想的倡导与贯彻落实，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深刻地领悟到褒奖、勉励或颂赞在学校教育中的至关重要，不少教师不敢、不愿或不屑使用惩罚。那么，在实际的教育教学情形中，惩罚教育有无存在的价值？究竟该不该使用惩罚？如何合理有效运用惩罚？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确证惩罚在学校教育中的应有地位和理性对待惩罚教育的逻辑前提 一、惩罚：一个绵亘古今且饱受争议的 重要教育命题 《新华词典》将“惩罚”解释为通过惩罚使人警备。惩罚教育是对个体过错行为的纠偏、否定与制裁，旨在遏制某种不良行径，使人改过自新。纵观人类教育发展史，不难发现，对惩罚教育的论辩贯穿于教育的整个发展过程 在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中尊崇惩罚的教育思想源远流长。在我国古代，《易经》中就有“利用刑人，以正法也”的记载，《学记》中也有“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等对学生进行惩罚的字句描述。先秦时期的法家如韩非子、李斯等人也强调通过惩罚的方式压制人们无限膨胀的私欲，以达到“化性起伪”。南宋的朱熹更是希望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惩罚手段，以探究“穷理尽性”之要。进入现代以来，不少一线教育工作者也在实施惩罚的过程中积累了众多经验，维护了课堂纪律，稳固了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在西方，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专设一章“论学校的纪律”诠释惩罚及惩罚教育的必要性。在他看来，犯有过失的学生应该接受应有的惩罚，要通过严格的纪律规范学生的行为，“使他们日后不去再犯。”[1] 在赫尔巴特那里，训育和管理被视作培养学生遵守秩序并顺利进行教学的基本前提。“教育而不注重儿童不守秩序的行为，即儿童本身也不认为是教育。此外，如果不坚强而温和地抓住管理的缰绳，任何功课的教学都是不可能的。”[2]涂尔干在《道德教育》中也极力推崇惩罚的重要性，他认为，遵守纪律是一种美德，维护纪律严肃性和权威性的有效手段是惩罚。“惩罚具有补偿作用，可以纠正因过错而产生的恶”，[3]进而培养学生遵守法纪的良好品性 然而，与提倡惩罚及惩罚教育截然相反的是，一些研究者对惩罚及惩罚教育口诛笔伐。他们认为，惩罚既不是一种道德的方法，也不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我国古代宋明理学家王守仁反对封建高压的、强迫的、简单粗暴的、鞭挞绳缚的惩罚教育，强调对学生实施愉快教育，让学生在愉悦的教育氛围中明人伦、致良知。在西方一些极力倡导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学者眼中，拒绝惩罚是教育的“金科玉律”。如萨特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任何外在的惩罚均是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僭越了人自由选择的权利，理应遭到鄙视与唾弃，甚至发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悲壮宣言。无独有偶，部分人本主义者也认为惩罚的规约特征与天赋人权的法则相违背，实施惩罚教育是对做人价值的吞噬等 与以上两种观点有所不同的是，近现代以来，一些“价值中立者”既不简单地主张运用惩罚，也不拒绝惩罚。他们既反对“防邪近正”的惩罚教育，也反对“放任自流”的自然教育。在他们看来，教师的任务不是通过惩罚的方式告知学生何为对错、何为是非，而应保持中立。这是因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教师不应将自己的思想以纪律或规则的惩处方式强加于学生，要在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自我选择和自我反思的能力。教育者一定要记住，“我们无法也不可能交给学生一套固定的、绝对的价值标准，但我们却可以交给他们一种更有效的学问，那就是教给他们通过自己的反思来获得自己价值的方法。”[4] 对惩罚及惩罚教育的不同声音，从不同方面佐证了惩罚是教育教学难以割舍的一个研究场域，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研究视域，而且赋予我们进行深化研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已成为现代教育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 二、惩罚教育的价值意蕴 在实际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们认为，简单地责难或贬低惩罚教育的应有意义，不仅背离了惩罚教育的初衷，而且难以达成立德树人的育人目的。合理的惩罚与赏识是有效教育的一体两翼，二者缺一不可。迷恋赏识教育而贬低惩罚教育，易使人滋生盲目优越感和自我中心的不良心态，刻意抬高惩罚教育而弱化赏识教育，易导致个体的不满情绪或抵触心理，是一种抱残守缺的错误行径，均无法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对于赏识教育的价值，闪耀着研究者睿智的风采与真知灼见，这里不再赘述，仅对惩罚教育的应有效用作诠释与说明 （一）惩罚教育是合乎人性吁求的价值指引 作为人的基本属性，人性的善恶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也是研究者孜孜不懈探求的研究领域，在历史上形成了性善、性恶、性无善无恶或有善有恶等多种观点。总结历史，反观现实，我们更加认同霍布斯“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人性预设。人本身具有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