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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慈善团体的变迁研究 　　[摘要懈放初期，中国慈善团体经历了由濒临破产到改造、由社会团体到人民团体的变迁历程。究其原因，旧式慈善团体本身具有的地域性不符合中共新政权建立全民福利组织的特性，其经营方式的封建性是必须要革除的因素，而新政权的制度设计中并无旧式慈善团体生存的位置是其根本原因。本文以天津最具影响力的慈善机构广仁堂为例展开分析，以窥探解放初期旧式慈善团体在解放初期的变迁路径 [关键词]慈善团体，广仁堂，接管，变迁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4-0026-06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解放了更多的城市，取得了更多的胜利，新政权面临的是对城市的全面接管和重建。天津是中共解放的华北第一大城市，接管天津的策略和经验都将成为后来城市管理的借鉴。因此，中共对天津的接管尤为重要。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市档案馆做了大量关于天津接管的资料汇编和整理工作，为后学的研究提供了巨大便利和动力，但目前学术界对社会团体、底层群众的深入探讨仍有很大空间。本文以近代天津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慈善机构――广仁堂为例，详细讨论在新旧政权交替时期新政府对慈善团体的政策方针，慈善团体管理人员和收容对象的态度、应对和选择，为中共党史研究增添一把柴 一、中共接管前广仁堂的状况 光绪初年，华北地区发生“丁戊奇荒”。李鸿章在《津郡创设广仁堂疏》中奏道，天津河间等属，地瘠民贫，迭遭灾歉，孤儿婺妇，往往无以自存，情甚可悯。必须创设善堂，兼筹教养。遂发起成立广仁堂，由“宦直（直隶）之三江（苏、浙、皖）士绅”捐助承办。也就是说广仁堂的经费来源最初是三省士绅捐助和清政府每年由海运漕粮项下拨的南米300石。而这个传统则延续下来，在广仁堂以后的岁月里，其主要负责人仍然是这三省的官宦士绅，并无新鲜血液注入 广仁堂后来逐年经营，购置房屋地产，放租取息，到天津解放初政府对其进行调查时，已具“房屋1500余间，地210余顷”之规模。广仁堂过去所举办之事业有慈幼、蒙养、力田、工艺、敬节、戒烟六所。民国初年与1937年间曾有男女工厂各一，纺织、刺绣、缝纫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沦陷，广仁堂处于半停顿状态。新中国成立前，广仁堂靠变卖地产维持，已走向倒闭的边缘 事实上，在经济不能维持方面，广仁堂不是个案。民国时期官办慈善机构如天津市救济院，院民“每日两餐，均以玉米饼和稀粥充饥”，“衣着多为救济物资或以旧警服改制，夏不遮体，冬不御寒。七岁孤儿于连德冬无棉鞋，两脚十趾均被冻掉，造成终身残废”。民办如天津市红十字会育幼院，1950年10月因战灾儿童义养会停止补助，经费越加困难，依靠变卖旧有物资维持，无力继续承办 再者，广仁堂的贪腐现象由来已久，更与中共新政权的理念相悖。堂中现金本应存在金城、盐业两银行，但是领导高层提出放高利贷或用于投机倒把。1937年，日人修建机场需占用堂方土地，蔡乐堂、宋介受苟同土地经租人刘醒余自动出卖给日本人，他们中间贪墨多少，现在堂里人并不清楚。1946年，救济总署拨给一批物资，在搬运时因车坏把物资卸在一饭铺，运到堂里的只占1/3，有节妇及其子因怀疑而调查发现并起诉，经审，宣判蔡乐堂七年徒刑，但未曾执行。节妇反映过去堂方对她们封锁压迫很厉害，在1948年曾发现堂方贪污，斗争过一次，情形略好，但是好点的救济物资，如西药、毛线等都没发下来。凡此种种，都是新政府和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必须革除 二、天津市民政局对广仁堂进行接管 广仁堂范围广大，举办多年，牵涉问题十分复杂，因此，接管时必须细致审慎。“社会事业所需良多，政府一身无力承担”。如果没有社团的鼎力相助，政府恐怕没有实力独自承担全部的责任，支撑起社会救济事业。广仁堂作为慈善机构，扶持弱小，稳定社会，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局部为国民党政府分担了其不能完全独立承受的救济事业。据广仁堂时任堂长周静山所谈： 本团宗旨，收容穷无所归之老弱贫妇并男女幼童，教养、医病兼施，并举办其他临时社会慈善事业，普济穷民 但对于广仁堂的性质，天津政府从一开始给它的定位就是负面的： 我们认为广仁堂所办的慈善事业纯属封建性的，表现在：1.宗旨为了守节，宣扬封建道德。2.靠租息生活，养成人们一种寄生思想。3.至现在止，董事会还由苏浙皖三省人选出，亦属封建地域性 1949年5月10日，天津市民政局奉市政府5月9日民秘三字1603号训令内开“呈奉华北人民政府秘总字第83号指令天津广仁堂之土地房产问题应依以下原则处理：土地收归公有，房产由政府代管，借以接办并整顿慈幼所、教养所、施诊所记小学”等，指定李中垣、郝重远、刘遵孔、赵庆云、郭廷良等九人组成广仁堂接管小组，并确定李中垣、郝重远分任正副组长，刘遵孔、赵庆云、郭廷良分掌人事、土地、房产接管。11日上午，广仁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