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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　　评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南俄农民经济》一书[1]　　（1893年春）　　一　　两年前出版的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南俄农民经济》一书（1891年莫斯科版，页+391页）极为详尽周密地描述了塔夫利达、赫尔松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三省的农民经济，主要是描述了塔夫利达省内陆（北部）各县的农民经济。这一描述所根据的，第一（也是主要的），是上述三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调查材料；第二，是作者个人的观察，其中一部分是执行公务[注：作者曾任塔夫利达省规划官地的官吏。]时进行的，一部分是1887—1890年专为研究农民经济而进行的。　　把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对整个地区的调查材料汇总成一个完整的东西，并以系统的形式叙述调查的结果，这种尝试本身就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地方自治局的统计[2]提供了丰富的而且非常详尽的关于农民经济状况的材料，但提供的方式却使这些调查材料对公众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汇编是整卷整卷的表格（通常是一县一卷），单把这些表格汇总成相当大而清楚的项目，就要专门下一番工夫。把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加以汇总和整理，早就感到有必要了。为了这个目的，最近在进行《地方自治局统计总结》的出版工作。其出版计划如下：选择某一个能说明农民经济的局部问题，然后专门研究如何把地方自治局统计中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部资料汇总起来；把关于俄国南部黑土地带和北部非黑土地带的资料、关于纯粹农业省份和手工业省份的资料合并在一起。已出版的两卷《总结》就是按这个计划编成的；第1卷专谈“农民村社”（瓦·沃·），第2卷专谈“农民的非份地租地”（尼·卡雷舍夫）[3]。这种汇总方法的正确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样来汇总，第一，不得不把具有不同经济条件的不同经济区域的资料汇总在一起（同时，由于地方自治局的调查没有完结并漏掉许多县份，要分别说明各个区域非常困难，在第2卷《总结》中已出现这种困难，卡雷舍夫试图把地方自治局统计中的现有资料分别归入各个不同的地区，但没有成功）；第二，不得不单独描述农民经济的某一方面而不涉及其他方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不得不把某个问题人为地割裂开，这就丧失了概念的完整性。卡雷舍夫把农民非份地租地同份地租地、同农民的经济分类和播种面积方面的总的资料割裂开。非份地租地仅仅被看作农民经济的一部分，其实这种租地往往是私有经济的特殊经营方式。因此，按经济条件相同的一定地区来汇总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在我看来是更可取的。　　关于用什么方法来汇总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调查材料才比较正确，我是顺便谈谈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是我把《总结》和波斯特尼柯夫的书相比较时产生的，然而我应当声明：波斯特尼柯夫本来就没有打算汇总，因为他把数字资料推到次要地位，而一心注意描述的完备和鲜明。　　作者在自己的描述中，对经济性质的、行政法律性质的（土地占有形式）和技术性质的问题（地界问题；经营制度；收获量）几乎予以同样注意，但他打算把第一类问题放在首要地位。　　波斯特尼柯夫先生在序言中说：“应当承认，我对农民经济的技术本来可以多注意一些，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在我看来，经济性质的条件在农民经济中比技术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我国书刊……往往忽视经济方面……很少注意研究根本的经济问题，而对我国农民经济说来，根本的经济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和地界问题。本书以较多篇幅说明的正是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序言第页）　　我完全同意作者关于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孰轻孰重的见解，因此，在本文中，我只打算对波斯特尼柯夫先生著作中从政治经济学方面研究农民经济的那一部分加以论述[注：这种论述我觉得不是多余的，因为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的这本书是近年来我国经济文献中最杰出的著作之一，但几乎一直没有被人注意。部分原因也许是由于作者虽然承认经济问题很重要，但把这些问题论述得过于琐碎，并且由于搀杂着其他问题的细节而使这种论述累赘不堪。]。　　作者在序言中对这一研究的要点说明如下：　　“近来在农民耕作业中出现的大量使用机器的现象和富裕农民经营规模的显著扩大，使我国农业生活进入新的阶段，而今年艰难的经济条件无疑地将给这一阶段的发展以新的刺激。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机器的使用，农民劳动生产率和家庭劳动能力大大提高，但这一点在确定每一农民家庭所能耕种的土地面积时一直是被忽视的……　　农民经济中使用机器引起了生活上的重大变化：缩减了农业对人手的需求，使农民更锐敏地感到我国存在着农业人口过剩的现象，促使那些在村里显得多余的家庭增多起来，它们必须外出做零工，实际上成为无地户。同时，农民经济中采用大机器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在现有的耕作方法和粗放的条件下达到了以前想都想不到的高度。这种情况是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之所以有力量的保证。本书的首要任务就是指出并阐明南俄农民中的这种变动。”（序言第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