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来自高贵的心灵2016.9.9精选.docVIP

? 尊严来自高贵的心灵 推荐人：山东省华侨中学 苗清洁 没查过词典，但我以为我对“尊严”一词的理解不会太离谱——所谓“尊严”，通俗地说，是一种被人尊重的权利。既然是“权利”，那就人人拥有，教师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拥有权利和权利的实现是两码事。 一次在飞机上，和邻座一名医生闲聊。当他得知我是教师后，说：“我俩的职业都有两个共同点——第一，都和人打交道；第二，社会声誉都不佳。”我笑了，心想“都和人打交道”并不准确，我每天面对的“人”充满活力，你每天面对的“人”能和我比吗？但他说医生和教师的社会声誉都不佳，我是同意的。平时听听周围人的议论，打开报纸看看那些负面新闻，真是没几个说医生好老师好的。相反有人把医生、警察和教师相提并论，比作不同的蛇——“白蛇”“黑蛇”“眼镜蛇”！这说法当然既片面又偏激，但这三类职业的社会声誉远不如过去，这是不争的事实。 一门职业要受人尊重至少有三个原因：政治地位、经济待遇、个人素养。现在有的教师不被人尊敬，主要不是因为政治地位，也不是因为经济待遇，而是因为个人素质——最近读《南渡北归》，我实在震惊于上个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人格与学识。我一边读一边想，当代知识分子和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学识与人格上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先说学识。 1924年清华学校（当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拟办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邀请1917年因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的胡适担任院长，胡适很有自知之明，立即推辞。他认为，当时大师如云，他算几斤几两？曹云祥说，院长你不愿当，那就退而求其次，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吧！胡适依然觉得自己学问肤浅，哪敢冒充“国学导师”？ 今天，稍微会说几句论语孟子，加上年长一点，立马就被媒体称做“国学大师”，相比之下，胡适简直就是“文化昆仑”了。但胡适当时很清醒，因为他怎么也不能无视当时真正的学界泰斗的存在。他谦虚而真诚地对曹云祥说：“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他还向曹云祥推荐了几位大师。 最后，根据胡适的推荐，曹云祥正式聘请的“四大导师”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和近一百年前的大师们相比，说现在的我们简直就是“文盲”一点都不夸张。从学问上说，我们现在究竟哪一点比前人强？想去想来，也就会点计算机操作，会点“爱疯”“爱拍的”而已！ 特别让我感慨的是，那年头真的看重的是真才实学，而非虚名，更不轻信文凭。“四大导师”之中，只有赵元任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而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三位虽学贯中西，却均无博士、硕士文凭。陈寅恪海外留学十几年，分别在柏林大学、哈佛大学等欧美名校攻读，却终没拿回一张博士文凭。 试看今天的中国，“博士”“硕士”何其多也！中学甚至小学教师都早已本科化，每年的硕士也如过江之鲫涌入中学任教，但恕我直言，现在不少博士硕士的学问还不如民国时期的高中毕业生。所以，我从不敢在我的名片上印“博士”二字。不是虚心，而是心虚。 再说人格。 上面所说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指的是以“教授”的头衔担任导师的四位大师，其实，该院第一批导师是五位而不只是四位。还有一位叫李济，但他是以“讲师”的头衔担任导师的，所以没有进入“四大导师”之列。 李济也是一位真正的大师，他14岁考入清华学堂，18岁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在克拉克大学主攻心理学、社会学，后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以《中国民族的形成》论文获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这是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那一年，李济27岁。 学成之后，李济毫不犹豫启程回国。和若干年以后的许多留美中国学生不同，他想都没想过“在美国发展”。在他的心中，有着成为学术大师的愿望，却没有成为百万富翁或权势显赫的大官的追求。他一门心思想的是“新文化，科学救国，振兴民族”。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抱负，而是那一代人共同的理想。若干年后，李济这样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想在美国长久地待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渴望中国尽快崛起，不但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强烈愿望，也是他们的行动目标。他们清醒地看到当时中国在各个方面与欧美的差距，并大胆地向西方学习。正是因为这种“强国梦”，梁启超特意安排长子梁思成赴美学建筑，安排次子梁思永学考古。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后来梁思成和梁思永的学术贡献证明，梁启超的目的达到了，梁氏兄弟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他们赢得的，不只是梁氏家族的“风头”，更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这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