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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之提升路径 　　摘 要 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提升，离不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本文从新媒体下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现状入手，分析主要影响因素，从深化检务公开、破除司法地方化、完善司法责任制三方面，探索提升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多元化路径 关键词 执法公信力 新媒体时代 司法体制 多元化 作者简介：陈佳，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研究方向：刑法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8-171-02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中。近年来，检察机关的办案能力、效果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在新媒体的传播下，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更加重了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的不信任。因此，如何提升执法公信力，成为检察机关应对新媒体时代挑战、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检察维度的司法公信力解析 司法公信力在检察维度一般表述为执法公信力，学界一般有“能力说”、“社会认知说”及“复合说”三种观点。“能力说”肯定了检察机关发挥职能的重要性，但却忽视了社会公众的认知和评价；“社会认知说”虽然涵盖了检察权的充分行使及公众对其的信任与认同，但却忽略了检察权实施过程及结果的公正性与检察公信力的必然关系；“复合说”强调了检察机关与公众之间信任、评价的互动关系，但却脱离了执法公信力的司法公信力属性 执法公信力的科学界定，既不能脱离检察权的运行，也不能脱离社会公众的心理评价。基于此，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是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在整个社会当中所建立起来的公共信用，是社会公众普遍地对检察权的运行及其结果所具有的信任、信赖、认同乃至信仰，以及对该结果自觉接受、遵从的程度与状态 二、新媒体时代执法公信力的现状分析 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调查显示，到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较2013年底增加14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6.9%，较2013年底提升了1.1个百分点。在“人人书写新闻”的“网络舆论场”内，执法公信力不仅取决于检察机关的话语质量，更取决于检察机关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契合度。近年来，检察机关涌现出了张飚、李彬、林志梅等一系列先进典型，及时发现并依法对“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于英生杀妻案”等冤假错案提出再审改判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社会公众的认可 然而，社会公众对执法公信力的评价并不乐观。不断发生的余祥林案、赵作海案、张高平叔侄案等冤假错案，震撼着公众的神经，冲击着执法公信力；湖南郴州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浙江丽水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原副处长等检察系统内部的徇私枉法而为的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败坏了执法公信力；一些检察人员霸道耍横、冷硬横推、粗暴执法的作风、业务不精、专业不强的素质，损害了执法公信力。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大所作的工作报告，2014年共有404名检察人员因违法违纪被查处 三、新媒体时代执法公信力的影响因素 （一）现有体制的制约与检察权独立之冲突 现有司法体制下，检察机关人财物均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一些地方领导将检察机关等同于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门，导致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或多或都受到地方党政部门的干涉。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全国范围内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背后均有党政部门协调的影子，这种不当干预必然损害了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针对这一现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决定》已提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目标，目前正在试点探索中 （二）司法资源的缺乏与社会公众期待之冲突 案多人少的矛盾是现阶段基层检察院存在的普遍问题。如笔者所在的厦门市集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的检察人员2013年人均办理82.2件，位居当年全市各区院首位。近一千件刑事案件，在不扣除节假日的情况下，平均四天需办理一个案件，而许多疑难复杂案件并非四五天就能办结。办案部门人员加班加点疲以应付堆积如山的案件，能够在案件期限内审结已属不易，更罔论及时高效审结案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影响社会公众对检察工作的评价 （三）个别检察官的不良形象与过硬队伍要求之冲突 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全国各地检察机关也纷纷建设“五个过硬”检察队伍，以赢得公众的信任。但在现实生活中，少数检察人员没有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执法为民意识不强，仅就案办案，不善于化解社会矛盾；对群众耍特权、逞威风，敷衍应付、冷硬横推。个别检察官在利益的诱惑和人情的驱动下，做出有悖于检察职业道德和准则的事情，甚至于以权谋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