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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现代意识 　　摘 要：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以小说的体裁表达政治思想，在对未来的想象中描绘了理想的“新中国”的面貌，引领了“小说界革命”的风潮。小说中的时间观、人物设置和思维方式等都体现了现代意识。西历和公元纪年法的使用展现了线性时间观；给予人物新民身份，将他们设定为拥有自由意识的知识分子形象，反映了作者由传统文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变；而政治辩论中的理性标准和辩证思维，也体现了作者对西方文明有选择地吸收和追求现代性的自觉 关键词：《新中国未来记》 时间观 新民身份 理性标准 “小说界革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的文化运动，旨在借小说形式宣传维新变法思想，针砭时弊，唤醒民众参与到社会改良当中。1902年11月14日，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把小说抬高到了直接关系启蒙民众的地位，“小说界革命”由此开始。同时，变法的失败，流亡日本的经历，使梁启超对现实中国社会危机的认识更加深刻。他注意到日本的政治小说对日本维新运动的巨大影响，于是有了借政治小说宣传新民思想的想法。政治小说可以使政治思想具体化，把政治思想以故事形式展示出来，更易于被普通民众接受。1902年，梁启超撰写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发表在《新小说》杂志上。《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未完成之作，这部小说虽然是以小说的体裁写出，却有鲜明的政治性。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2]并且他指出“《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3]由此可见，梁启超写作小说的目的在于开启民智，实现他始终倡导的“新民”理想。王晓初指出：“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政治小说虽然在文学上并不成功，但是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的政治倾向却深深契进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顽强地影响和制约着后来的文学流向。”[4] 《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对于未来新中国的想象，包含了他对国强民安的渴望和期盼。小说共写了五回，前两回中，作者幻想了1962年新中国的样子。当时已经是维新成功五十周年，南京正举办“万国太平会议”，中国与世界各国已经是平等的友好往来关系。并且，国民决议将在上海举办大博览会。同时，时任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的孔觉民老先生受邀讲说《中国近60年史》，对构成这六十年的“六个时代”展开论述。后三回借黄克强和李去病之口讲述他们在旧中国的经历和见闻，二人就“革命”和“立宪”展开激烈的讨论，并开始在游历中考察中国的社会现状，作者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黄、李二人的辩论中。《新中国未来记》作为带有启蒙主义实践目的的小说，在时间观和内容思想上，都体现出现代意识，包含了梁启超对现代性的接受和主动突破旧的思想窠臼向西方探求真理的热情。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这部小说当中现代意识是如何体现的 一、线性时间与未来构想 《新中国未来记》中的现代意识首先表现在作者的时间观上。第一回楔子，开篇点明了小说虚构的时间为“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5]，彼时，南京正在召开“万国太平会议”，各国政要前来庆贺。在这里，梁启超用了西历纪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据此推算，应为1962年。公元纪年法作为欧洲多国采用的纪年方式，伴随西方文明的扩张而传到世界各个地区。公元纪年法，原称基督纪年，自耶稣诞生之日算起 时间观是人类感知时间和阐释时间流动变化的方式。按照西历，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是延续的、流动的、不可倒回的单向运动，在只向一种方向行进的线性时间观当中，每一个“下一刻”都是新的存在。而与中国的干支纪年法相对的是一种循环时间观，干支纪年六十年一循环，自古中国人便把时间看作是循环往复的，万物是周而复始，行归于一的。时间与自然处在协调的平衡状态中，具有自身遵循的永恒周期性。循环时间观的形成与中国上千年的农业生产、农事进程有密切关系，体现了人们对气候的感受和生产季候经验的总结。这种时间观使得人们关注过去的历史，如同看到返回的时间，未来也处于或正在上升或正在下降的循环系统中，人们会以史为鉴，关注过去，但对于未来的“新”与“险”以及未来日常细节的想象，并没有进一步的展开描绘。晚清时期，西洋历法和公元纪年法伴随传教士的活动传入中国，中国传统的农历和干支纪年法受到了冲击。历法和纪年法的改变带来的冲击造成了时间观的改变，西方的传教士运用广博的天文知识通过对天象的准确预测和解释证明了西方历法的科学性[6]，中国纪年法伴随中国国势衰微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但是，西历在中国人看来是西方文明入侵的产物，当时的中国，使用西历成为现实生活中崇洋媚外的代名词[7]。梁启超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使用西历，体现了他主动接受新的文明，客观认识文明扩张利弊的态度。他对现代的时间观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