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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责任立足于民事侵权法探索 　　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高污染，高能耗的粗放式的经济增?L方式所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害恶化的趋势始终未得到根本性的控制，这不仅减损了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可靠性，更为区域发展和社会稳定增加了不安性。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环境责任立法的概述，明确环境问题中的不足，以期探索环境纠纷的解决机制 关键词 环境污染 责任 侵权责任法 作者简介：马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市绿色经济与环境能源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环境法学、侵权法和跨国公司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2.132 环境污染责任是由污染侵权行为所导致的后果， 是行为人有意的向环境排放或者无意的损害行为直接或者间接所引发他人的人身利益，财产利益或者其他利益遭受到损害，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一种具有因果性的行为。不同于传统的侵权行为，环境污染责任引发的侵权行为是现代侵权法体系的调整的特殊的侵权类型，一切皆因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回顾我国环境侵权概念的发展或者侵权法体系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我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处理环境侵权问题上的严谨的立法态度 一、环境污染责任的立法背景 在我国环境法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1982年是一个拐点即《海洋环境保护法》首次在立法的层面上确定了“环境污染责任”的概念和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法律责任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1986年，《民法通则》在其第124条首次规定了“环境污染的民事责任”即“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规定，污染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这被学界一直视为“中国的环境权利宣言” 。然而，该规定的措辞过于含糊不清，引发了学者们在“无过错责任”和“过错责任”在合法阻却性的争议，因而其司法实践效果并非理想。其后的环境立法进一步的细化了环境污染责任的立法规定包括规则责任的确定，赔偿情况和免责事由等方面的规定，比如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了排除危害的必要性和对直接受损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然而这一系列的环境单行法的立法行为均为在根本上解决环境侵权行为的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上的争议，是适用民法一般性规定 还是选择环境立法特殊规定引发司法实践上的混乱削弱了环境污染的法律实然效力。2014年新修改的《环境保护法》第64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所引发的损害，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 。该规定虽然未能根本性细化“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但是具有导向性和引致性的规定还是明确《侵权责任法》在解决环境侵权问题上处于核心的地位 不同于立法层面的争议，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进入“高发期”，环境容量已经到达极限，未来环境问题解决效率将要成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键，环境问题不解决将会严重拖后经济增长和减损人民的生活质量。学者用三个高峰期来概括当前环境问题：未来15年环境恶化趋势进入最严重阶段； 环境风险和突发性环境事件进入高发期， 其交叠性爆发趋势将严重威胁到国家环境安全；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进入快速增长轨道 二、当前环境污染责任的体系不足 《侵权责任法》在第八章对环境污染问题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如举证责任，归责原则，第三人侵权，共同侵权等等。这些规定在环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如同环境法体系一样，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尚存有明显的不足 《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然而，该条文所指的污染环境该如何定义，具体适用于何种情况，都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该条款紧密的衔接民事法体系和环境法体系，组成了对环境污染的一般性的规定，且概括了污染环境侵行为的特点：一是损害的广泛性， 二是损害的长远性 ， 三是损害的公众性， 四是损害的潜在性， 特别是潜在的损害应当认为是损害， 也应当赔偿。 侵权责任法并没有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作出过专门的规定，不能适用于新的环保保护的需求。学界在这个问题虽有争议，但是生态损害和环境污染的学术区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吕忠梅教授的著作《环境法案辨析》曾用“生态型环境侵权 指出与环境污染的不同之处。周珂教授也是主张生态损害的异质性，因此在生态侵权救济方面，理应不同于环境污染。然而《侵权责任法》即没有顺应了这个潮流，也未能对在法律条文上做出有目的区分 《侵权责任法》第65条虽然规定的“损害――救济”模式，但是该条文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并未能很好的体现环境救济的特点即环境损害的周期性和潜伏性，那么受害者的人身或财产损失很难得到救济 一般而言，环境污染或侵权是一个缓慢的损害过程，实际上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显现是很难被预测的。因此，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救济模式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