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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文化外交探究 　　[摘要]在日本的占领时期，为展示出积极反思战争并配合占领改革的姿态，日本应对占领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强化文化外交以塑造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形象。而在占领结束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文化外交却实质上发挥着推动日本经济海外扩张的文化润滑剂的辅助性作用。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东南亚反日情绪高涨以及日美关系的恶化，为缓和日益恶化的国际形象，日本政府开始强化文化外交并反思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对于文化外交的定位。整体上，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文化外交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与文化进化论思想，而占领改革的不彻底性与日本文化的超克史观特征则是其客观历史根源与文化思想根源 [关键词]文化外交，日本外交，经济高速增长，国际文化振兴会，国际交流基金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2-0064-09 从1945年8月日本战败到1972年10月国际交流基金设立，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重建的时期。虽然整体上这是一个重经济轻文化的时期，但该时期却是日本文化外交史上一个由战前文化外交向战后文化外交过渡，以及战后文化外交形成的关键时段。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战前与1972年之后，部分研究虽涉及此段的日本文化外交，但并未?⑵渥魑?整体性进行探讨，同时，在原始档案资料的利用方面也不够充分，由此可见，1945年到1972年的日本文化外交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领域。而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整体上把握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外交的历史轨迹，以及认清当今日本文化外交本质。本文通过解读相关原始档案资料，在厘清1945年到1972年日本文化外交历史轨迹的基础上，解析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及其根源 一、盟军占领与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起源（1945～1952年） 1945年8月18日，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东久迩稔彦（1945.8-10）就职后在日记中写道：“期望建立一个维持国体且崇尚道义与文化的民主主义和平国家新日本。”在随后9月5日的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也强调：“建设和平与文化的伟大国家新日本……向着建设和平的文化的日本迈进。”文化国家理念成为指导战后日本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正如日本《读卖新闻》所言： （战败后日本的历任内阁皆）以“文化国家”为旗号，历任首相皆在其施政方针演说中高倡建设“文化国家” 文化国家为什么能作为战后日本重建的根本原则而受到历任内阁的一致青睐？战后著名文化活动家、众议院议员森户辰男在题为《文化国家的建设》演讲中指出了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占领当局严厉的经济、军事制裁背景下，建设文化国家是战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唯一途径；第二，战败后的日本社会呈现出“文化饥馑”现象，强化文化建设是战后日本社会的现实需要；第三，文化国家固有的“甘美性与柔软性”使得其能够超越阶级、政见、意识形态而获得广泛认同。不难看出，占领时期的文化国家构想是战后日本政府展示其反思战争与配合占领改革形象而提出的国家重建理念。正如京都学派著名哲学家高山岩男指出： （文化国家）象征着日本国家自我定位的根本性转变――由（军事、经济主导的）近代国家转向文化、道义主导的国家 而强化文化外交以塑造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形象无疑是践行文化国家理念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首先，尝试强化对外文化机构，为塑造文化国家奠定制度基础。1945年9月27日，时任内阁参与大佛次郎在与东久迩首相会面时提出了设置文化省的建议。此外，在内阁中设置文化局以及文部省中设置文化建设本部等强化文化建设的诸多提案也多有提及。而最具代表性的则属当时外务省咨议所长兼外务事务官箕轮三郎提出的国际文化局构想。在该构想中文化外交被定位于日本对外政策的“根本”“基础”地位。其次，积极反思战前文化外交的基础上尝试提出符合战后时代特征的文化外交新理念。1947年11月25日，以箕轮三郎为首的情报文化班制定了题名《关于外务省应该推动的国际文化事业》的文件。其核心理念在于排除单向、强压式的宣传做法，摒弃战前的文化侵略模式，将促进相互理解与介绍日本文化作为基本理念。最后，在占领结束前成功实现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汤浅八郎指出，日本是一个放弃了战争的无防卫国家，无论是从安全保障还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而言，日本都应当及早加入教科文组织。为此，日本在百废待兴的占领时期举全国之力开展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并最终在1951年7月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员。占领结束前夕成功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谓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对日占领政策重点由早期的彻底非军事化、民主化转向重点扶持日本经济以及重新武装日本，重视文化外交的文化国家理念迅速被经济国家理念所取代。1948年10月，吉田茂再次回归政权，“正显示了华盛顿的对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