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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lt;红楼梦gt;评论》看王国维的悲剧观 从《红楼梦评论》看王国维的悲剧观 　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可视为现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理论时代的到来。王国维以他当时热衷的康德，叔本华哲学、美学思想为理论武器，分析了《红楼梦》中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的悲剧内容，第一次提出了传统红学中没有提过的命题。 　　 　　一、原罪与解脱 　　 　　《红楼梦评论》开篇引经据典，以老子的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的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展开论述，对人生的本质状况进行分析，从而顺理成章的提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王国维认为生活之欲先于人而存在，人生只不过是欲的表现。 　　王国维有关人生欲望的观点来源于叔本华的悲剧主义伦理观。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认为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除的口渴相比拟叔本华认为作为意志的承载者，每个人都有生活的欲望，这种欲望是冲动的、盲目的，而每个人又生活在有限的时空中，这种无限的欲望和有限的时空形成了矛盾，注定了人生不可避免的痛苦。叔本华提出了原罪说。即：认为悲剧的真正意义是一种深刻认识，认识到主人公所赎的罪不是他个人独有的罪，而是原罪，亦即生存本身之罪。 　　王国维从叔本华的原罪说中受到启示，在《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一章模仿西方的神创论，提出了中国式的原罪说。苟有一人焉，未人解脱之域，则鼻祖之罪，终无时而赎，而一时之误缪，反覆至数千万年而未有已也。他所说的鼻祖之罪，就是原罪，就是欲或者是意志自由之罪恶。宝玉的佩玉就是欲的象征。如果它无人世之心，游于广漠之影，无何有之乡以自适其适，就不会遭逢悲剧。 　　有痛苦，自然就要考虑解脱。论及具体的解脱途径，王国维在《红楼梦之精神》中，详细论述有关解脱之道。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他认为惜春、紫鹃的解脱属于第一种途径，而宝玉的解脱则属于第二种途径，是真正的解脱。在《红楼梦》中有众多人物为情所苦，有的甚至经不住这种痛苦的折磨而自杀，但在王国维看来，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脱，因为这些人之所以自杀，并非看破生活的本质。在王国维看来，解脱是一种深刻的认识，于是要绝其生活之欲而求解脱，真正解脱的只有宝玉。只有宝玉存于自己之苦痛，彼之生活之欲因不得其满足而愈烈，又因愈烈而愈不得其满足，如此循环而陷于失望之境遇，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息肩之所。宝玉是在不断地痛苦磨砺下，看破红尘，终得一悟，从而放下所有尘世的纠葛，达到解脱。 　　王国维讲《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悲剧的悲剧，但个体生命却可以有所解脱，所谓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正是完成了原罪解脱的全过程，并且王国维认为宝玉的解脱状态与美的作用一样，是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于其解脱之道。所以宝玉的悲剧是美术的、悲感的、文学的、小说的，是王国维所推崇的远离尘嚣的回归。 　　按照王国维所提出的鼻祖之谬误的原罪说，宝玉出家而得解脱，是对自我主观认识的结果。出家即是剪断所有尘缘往事，不再与尘缘有所瓜葛，从而达到根本的解脱。但事实上，这种解脱是一般道德上的不忠不孝之罪，王国维却诡辩的认为宝玉是一子出家，七祖升天，不仅自己得到解脱，也替祖先赎了原罪。这样解释解脱未免过于牵强，这个命题自身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在宝玉出家之时。宝钗已有了身孕，就是所谓的开始了新的轮回，因此宝玉的出家就谈不上是知祖父之误缪，而不忍反覆之以重其罪。自然，宝玉的解脱也就无所谓彻底的、真正的解脱。王国维只是借助佛教出家调和甚至是为宝玉的不忠不孝进行合法的解释。 　　 　　二、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的理由 　　 　　首先，在王国维看来，叔本华的悲剧人生观是与中国传统精神格格不入的，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而他正是要用叔本华的悲剧主义来重新解释世界。在他看来，代表中国传统精神的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而《红楼梦》正相 反，是一部彻头彻尾之悲剧。他显然是想通过对《红楼梦》的评论来反对传统的乐天精神和趣味。建立一种新的美学精神，一种悲观主义的，悲剧的美学精神。 　　其次，王国维在《美学上之精神》中，依据叔本华悲剧思想的影响，提出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有普遍之人物，普遍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他认为《红楼梦》属于第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