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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话到现代文学 从白话到现代文学 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的宗旨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所谓国语的文学是指用国语创作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指可以用来做文学语言的国语。《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关键词白话被替换为国语，可以引发读者的思考。晚清时，已有学者提倡国语，但是只是出于政治维新的目的，主流的文学创作还是因袭文言。胡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适认识到白话不仅可以做政治维新的工具，还可以成为民族共同语，扮演国语这一角色，甚至可以作为文学的语言（成为文学的国语），用来创建中国的现代文学（以白话做文学创作出的文学即国语的文学，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由此可以寻出一条清晰的脉络：白话国语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 　　首先，白话国语，基于实用性和普世性的考虑，白话较之文言有做国语的资格。学习掌握文言文所花费的时间成本、教育成本太高，文言不是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掌握的语言形式；文言亦不是适用于日常生活交流的理想的语言形式。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文言自然不可做国语。且不说文言文中包含了太多封建的伦理专制思想，不利于民主、科学新思想的传播、不利于民众的启蒙，暂不谈白话因其简法不利于进行理论分析、逻辑推理等科学思维的展开、不利于具思辨性、学理性的事物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单是言文脱节的状况，已经极大地阻碍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脚步。至少在一个下层民众不要说什么话语权，连上层社会所认可的语言都不会使用、他们的声音和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够以书面形式呈现和流传的国家难以滋生民主，语言都不平等更妄谈政治权利的平等。因此，从白话自身的优点、国语的要求、建设现代国家的必要条件出发，采用白话做为国语是当时唯一明智合理地选择。 　　然后，国语文学的国语。白话不仅可以做国语，而且可以成为文学创作使用的语言。胡适认为由白话语言创作的文学即白话文学是文学的正宗，是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文学。如文中所述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1]胡适认为具有真实思想情感，达意达的妙，表情表的好的文学才是活文学，才有真的价值，才有生命力。由此出发得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白话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白话文学也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宗的观点。中国传统的文学价值观认同文言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胡适的观点是对人们以往坚定不移的传统观点的挑战和颠覆。当时先驱者的一种共识，就是坚信文学革命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白话文必定取替文言文的正宗地位。而将这些共识理论化，并形成可以被接受的概念而加以推广的，还是胡适。他的理论建树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白话文学论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这两者相辅相成，筑起胡适的文学思想（同时也是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基本架构。[2] 　　国语要成为文学的国语，即白话要想成为文学的语言，在当时还存在许多源自白话自身缺陷的问题。今夫文字语言之所以为优美者，以其名辞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导达要妙精深之理想，状写奇异美丽之物态耳今试问欲为此者，将于文言求之乎？抑于白话求之乎？严复就曾以白话过于简单，词汇不足，因而只能用于面向下层的启蒙，不能用于文学和学术为由来批驳胡适、陈独秀等。[3]因此白话存在自身建设的问题，也就是建设国语的问题。面临文言的强势和创建新文学的压力，白话抑或国语急需走向自身系统的成熟。胡适等人在理论上论证了白话和白话文学价值存在的合理性，使白话、白话文学成为人们的共识后，建设便成为下一步的工作，由破而立。 　　那么如何实现国语和新文学的立？此即涉及第三之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关系问题。胡适先从文学的角度说明国语的重要性，又从国语的角度说明国语的文学的重要性。针对当时没有标准的国语，何以有国语文学的质疑，胡适的回答是：若要造国语，先需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胡适采用事实论证的方法论证这种思路的合理性，所举的例子便是意大利和英国的例子，没有但丁等人的自觉使用白话进行的文学创作，便没有不到一百年时间里，意大利的国语的完全成立。英国诗歌之父乔叟，他创造的许多诗歌，使英语成为这个国家的标准国语。人们当时的英语包含几种地方方言，而伦敦方言成为现代英语的标准，很大程度上是乔叟的功劳。可见经典的文学作品起着规范语言的作用。较之国语教科书和字典，文学作品才是更灵活更博大更起作用的语言的库藏。因此，创造新文学之于造国语，意义重大。当时，国语研究会的成员抱着统一国语之宏愿，主张要先建立一种标准国语，胡适认为有文学价值的国语才是标准国语，国语的标准由伟大的文学家定出来，而不是由教育部的公告定出来。 　　今天，人们回顾，或可发现，国语和新文学的同构关系，亦可看到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两者是相互促进的。胡适的这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