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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的坚守与文学性的追求 ——论新世纪以来的台湾原住民文学创作 王志彬 内容提要： 新世纪以来的台湾原住民文学超越了“原运”时期的创作取向，民 族作家不仅以深刻的民族意识去表现和阐释山海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而且还自觉地 追求文学的艺术品格和审美趣味。台湾原住民作家对于民族性的坚守和文学性的追 求，其原因在于台湾原住民的利益诉求得以实现及民族作家创作观念的转变。 关键词： 新世纪 台湾原住民文学 民族性文学性 2003年，卑南族学者孙大川对战后台湾原住民文学作品进行了汇编，出版了《台湾原住 民族汉语文学选集》，这既是对台湾原住民现代文学创作的一次阶段性地展示和“经典化”， 更是对台湾原住民作家重新再出发的召唤。经过各族作家的不懈努力，新世纪以来的台湾原 住民文学创作不断超越自我，无论是在创作队伍、创作成果，抑或是创作观念、创作手法和文 学影响等方面都有较大进步。就作家作品而言，20世纪60年代已开始创作的排湾族作家陈 英雄重新焕发写作热情，推出了长篇小说《太阳神的子民》，“原运”时期的作家如卑南族的孙 大川、达悟族的夏曼·蓝波安、泰雅族的瓦历斯·诺干、排湾族的莫那能等人也有不俗的创作 实绩，尤其是夏曼·蓝波安，井喷式地推出了《航海家的脸》《老海人》《天空的眼睛》《大海浮 梦》等多部颇具份量的作品。同时，一批文坛新崛起的作家也格外引人注目，如卑南族的巴 代、董恕明，排湾族的亚荣隆·撒可努，布农族的乜寇·索克鲁曼、沙力浪，泰雅族的里慕伊·阿 Eki 纪、李永松，阿美族的拉黑子·达立夫、NakaoPacidal等。特别是巴代，他以《笛鹳》《马铁 路》《斯卡罗人》《白鹿之爱》《走过》《巫旅》等多部长篇小说而被岛内文坛关注。新世纪以来， 台湾原住民作家不仅以深刻的民族意识去表现和阐释山海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而且还自觉 地追求文学的艺术品格和审美趣味，使得台湾原住民文学对民族文化历史表现的广度、对日 常生活叙事的长度、对民族问题思考的高度、对人性人情挖掘的深度，都超越了以往，并鲜明 49 6期 ．JII激文乎研究．2015 地呈现出对民族性坚守和文学性追求的特征。 民族性的坚守 所谓文学的民族性，就是作品具有深刻的民族意识和独特的民族特征、民族气派、民族 风格，主要表现在作家创作过程中以特有的民族思维进行民族题材书写。新世纪以来，台湾 原住民作家基于对民族的情感以及民族传统承继的使命，他们以自我民族的思维方式书写 了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他们的作品深深打上了山海民族的烙印。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使用怎样的语言进行叙事，不仅是语言表达的问题，更是民族文化 认同的问题。“在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和强势的全球媒体力量使得全世界都臣服于一种文化同 质性的情况下，语言，作为文化的最直接表现，就成了文化抗拒的战壕、自我控制的最后堡 垒，以及可确认的意义的避难所。”①自20世纪80年代起，台湾原住民作家就一直采用族语、 混语和汉语三种形式进行创作。早期，台湾原住民作家致力于在汉语中寻求突围，更多地强 调族语写作或混语写作，其目的“是为了母语的存续与扩散，是为了族群主体的文化差异性 不再易于被透视、被监看，是为了形构台湾的文化身份构成的多样性、混杂性和差异。”c靳世 纪以来，台湾原住民作家看到了族语文学传播的困境，他们以开放的心态积极进行汉语书 写，淡化对族语写作的强调。当然，尽管都采用汉语书写，但台湾原住民作家和汉族作家的书 写方式、语言感受不同，他们一方面打破汉语传统秩序，以自我民族思维的形式去改造汉语， 形成具有民族个性的汉语言，如魏贻君所言：“以族群母语发音对既定的语言符号系统的战 略变音、谐拟造词，及对现代汉语的句法、语义、词汇、音节的重新置换或挪动，形成‘阅读／理 解’的延宕障碍，强迫浸淫于现代汉语文学的阅读者及研究者去辨识、思考原住民文学自由 的组成质素、历史构成。”③另一方面植入大量民族文化符号和文化意象，逼迫读者穿越语言 的表面形式去感受山海民族内在的文化精神和灵魂。这种“既带有汉文化信息，又带着少数 民族文化信息，甚至还带着少数